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苏轼

轼得从官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悲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柱，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宽阔浩汗，非可以仓猝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遣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也。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麋钱，十千可办。而其实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能满，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擿发赃弊者愿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独入，而六百分者未能纯被于衙前也。民之穷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难日损，优轻日增，则民尚可以生。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夫钱之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猝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而易贤将帅之所畏。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乃者变易茶法，至今以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顾，行之益坚，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关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许，幸而许，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诸郡。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比复于朝廷，固已期岁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

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山陵之功，不过岁终，一切之政，当讫而罢。明年之春，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当复以闻，则言之今其时矣。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