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君实论乐书　范镇

昨日辱书，以为镇不当为议状，是房庶尺律法。始得书，慢然而惧曰，镇违群公之议，而下与匹士合，不适中，宜获戾于朋友也。既读书，乃释然而喜曰：得君实之书，然后决知庶之法是，而镇之议为不谬。庶之法与镇之议，于今之世，用与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实之书，传于后世之人质之，故终之以喜也。君实之疑凡五，而条目又十数，安敢不尽言解之。

君实曰：《汉书》传于世久矣，更大儒甚众，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谬为脱文，以欺于镇也。是大不然，镇岂可欺哉？示以义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缺文，《礼记·玉藻》之脱简，后人岂知其缺文与脱简哉？亦以义理而知之也。犹镇之知庶也，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义理哉？又云：“一黍之起”于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长几何？未知其空径几何？未知其容受几何？岂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间哉？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故曰“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岂得为冗长乎？若如君实之说，以尺生律，《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钟之长，而后论用黍之法也。若尔，是子骏、孟坚之书不为冗长，而反为颠倒也。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实之意，以积为铢积之积，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夫积者，谓积于管中也；广者，谓所容之广也。《诗》云“乃积乃仓”，孟康云“空径之广”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卫之父子君臣之名分，岂积与广之谓邪？又云：古人制律与尺、量、权、衡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变者，亦是也。古人之虑后世，其意或当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后世可以为尺，岂不知黍之于后世亦可为律，而故于其法为相戾乎？若如君实之说，则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者。今三分四厘六毫，其围十分三厘八毫，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汉书》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谓以九分之围，乘九寸之长，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围分之法既差，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姑试验之乃可。又云：权衡与量，据其容与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后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为分，无用其余，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权、衡，则由黄钟之重。施于量，则由黄钟之龠。施于尺，则由黄钟之长。其实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汉书》正文也，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岂得谓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太常乐太高，黄钟适当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邪？开元之仲吕邪？若开元之仲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无复议也。又云：方响与笛，里巷之乐，庸工所为，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也，亦无复议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为律吕，无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吕也，岂直后夔、开元之云乎？

《书》曰：“律和声。”方舜之时，使夔典乐，犹用律而后能和声。令律有四厘六毫之差，以为适然，而欲以求乐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云之士，则不能成名。”君实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则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谚曰：“抱桥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实之议，无乃为浴者类乎？君实见咨，不敢不为此諓諓也。不宣。镇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