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相府书　范仲淹

仲淹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仲淹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矧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倘以终丧而止，则虑庙堂之间，或有功成名遂之请。后贤之心，有一不同，则仲淹言之无及矣。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岂俟仲淹引而质之？况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仲淹敢不企仰万一，因拟议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

恭惟相府詹百辟之首，享万钟之厚，夙兴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跻富寿，答先帝之灵，致今上之美。况圣贤存诚，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安乐。然非思之难，致之难矣。仲淹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圣之功，岂不大哉？然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何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盘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倘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昔曹参守萧何之规，以天下久乱，与人息肩，而不敢有为者，权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张华事西晋之危，而正人无徒，故维持纪纲，以延岁月，而终不免祸，以大乱天下。

今圣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维持之功，而忘盘固之道哉？仲淹窃聆长者谓，今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其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夫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赋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仲淹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谓圣朝有不救其弊之过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以困穷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择县令、郡长之议，而不遂行者，盖思退人以礼，不欲动多士之心，故务因循而重改作也，岂长世之策哉？倘更张之际，不失推恩，又何损于仁乎？今约天下令录，自差京朝官外，不过千数百员。自来郊天之恩，鲜及州县。若天下令录，自大礼以前，满十考者，可成资日，替与职官。七考以上，可满日循其资俸，除录事、参军。则县令中昏迈常常之流，可去数百人矣。盖职事官、录事、参军，不甚亲民，为害亦细。此得谓退人以礼，士岂有怨心哉？其间课最可尚，论荐颇多，俟到铨衡，别议畴赏。前既善退，后当精选。其判司簿尉，不由荐举。初入县令之人，并可注录事、参军。如无员缺可授，大县簿尉仍赐令、录之俸。其曾任令、录，有遇该恩，合入前资者，可依初入之例。颁此数条，合入者鲜，然后委清望官，于幕职、判司、簿尉中，历三考以上，具理绩举充。其山、广、福建小处县令，可委转运使等就近于判司簿尉中举移，庶从人便。若此后诸处县令，特有课最可旌尚者，宜就迁一官，更留三载。庶其宣政可以成俗，其侥幸者自从朝典。如此，则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可澄清矣。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

又观今之县长，鲜克尽心，其或尚迎送之劳，贪宴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渎之辈，非寒儒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恣风俗之奢僭。况国家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飧，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仲淹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亦谓圣朝有不救其弊之过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长为难者，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尔。故知县两任，例升同、判。同、判两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时，饰身修名，邀其清誉。居上之后，志满才乏，愆于素时，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贤愚同等，清浊一致。此乃朝廷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故郑庄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长恶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圣人昭昭之训，岂用于先王，而废于今日，以长其恶者乎？圣朝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皆贯盈之夫，久为民患。如此之类，至终不败者，岂止数人而已哉？虽转运、提刑，职在察访，其如位望相亚，怨仇可敌，非至败露，鲜敢发明。宜乎论道之间，无以激扬天下。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载。以军国重大，未可行远古之道。今郊礼之余，宜宣大庆，可于两制以上，密选贤明，巡行诸道，以兴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惨四方，岂同常务？可命御史，严谕百僚，与出使之官，绝书刺往还之礼，仍翌日首途，以禁请托。苟利天下，大礼何伤？所出之使，宜以宣庆为名，安远听也。其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惰而无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闻。未举巡守之仪，而遗观风之使，非不典也。然后委清望官，于朝臣同判中举诸郡长，于朝臣知县中举诸同判。今后同、判之官，非著显效，及有殊荐，虽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国之符，不当轻授。其知县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则天下郡政，其滥鲜矣。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行之，为国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谓，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幸者。两宫之圣，临轩命使，激扬善恶，澄清天下，何怨谤之有乎？自兹以往，非举不授，举官之责，厥典非轻，何侥幸之有乎？如所举之人，果成异政，则宜旌尚举主，以劝来者。圣朝未行此典，盖亦缺矣。县令郡长，既得其才，然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者何哉？

仲淹观天下谷帛，厥价翔起。议者谓生灵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谓生者既庶，则作者复众，岂既庶之为累哉？盖古者四民，秦汉之下，兵与缁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纪，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给，缁黄荡而不制，则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仲淹谓谷帛之贵，由其播艺不增，而资取者众也。金银之贵，由其制度不严，而器用者众也。或谓，资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则山泽之所出，与恩信之所给，自可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议更张之制，繁细非一，仲淹敢略而陈之。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其言，而况于民乎？故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使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者，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寺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余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又古者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秦、汉之下，官军为常，贵武勇之精，备征伐之急也。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伐，虽降等级，尚费资储。然国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诏诸军，年五十以上，自有资产，愿还乡里者，一可听之。稍省军资，复从人欲。无所归者，自依旧典，此去冗之一也。

又诸道巡检所统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当一。而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谷帛之计，其耗万亿。以仲淹观之，自京畿向千里之间，或多寇盗，创置巡检，路分颇多。而卒伍至羸，捕掩无效，非要害者，宜悉罢之。所存之处，资以禁军，训练既精，寇盗如取。况千里之内，抽发非难，又使少历星霜，不至骄惰。彼无用之卒，可减万数，庶使诸郡，节于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辅，五百里内，民田多隙，农功未广。既已开导沟洫，复须举择令长，使询访父老，研求利病。数年之间，力致富庶，下被什一之税，继以百万之籴，则江淮馈运，庶几减半，挽舟之卒，从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于工之奇器，败先王之度；商之奇货，乱国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骄华。宜乎大变浇漓，申严制度，使珠玉寡用，谷帛为宝，此又去僭丰财之本也。又播艺之家，古皆督责。今诸道使节有劝农之名，亡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岂朝廷之意乎？今县令郡长，一变其人，乃可诏书叮咛，复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劝稼穑之勤。以周礼司徒之法，约而行之，使播者艺者，以时以度，勤者惰者，有劝有戒，然后致天下之富寿。彼不我富不我寿者岂能革之哉？此则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观夫《国风》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农夫之务，为王化之基，岂圣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汉、李唐，虽有祸乱，而能中兴者，人未厌德，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乱，鲜克中兴者，人厌其德，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则厚民力，固邦本，非举县令，择郡长，则莫之行焉。

或谓举择令长，久则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暨于入官，鲜于致化，有出类者，岂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经之士，全昧指归，讲议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民上，贻笑不暇，责其论政，百有一焉。《诗》谓：“长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国，王风云迈，师道不振。斯文销散，由前代国家之不救乎？圣朝之弗教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亦犹不务耕而求获矣。今春诏下礼闱，凡尚词之人，许存策论；明经之士，特与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称是。其间所存策论，不闻其谁，激劝未明，人将安信？傥使程试之日，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明经义者，别加考试。人必强学，副其精举。复当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辟文学掾，以专其事，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况州县之用乎？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孟子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岂偶言哉？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学经纶之盛业，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属多务，暂停此科。今可每因贡举之时，申其坠典，必有国士，继于唐人，岂非邦家之盛选欤？勿谓未必得人，遂废其道。此皆慎选举，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傥国家行此数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则无不成焉。前代乱离，鲸吞虎噬，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为不急之务。既在承平之朝，当为长久之道，岂如西晋之祸，而有何公之语者乎？愿朝廷念祖宗之艰难，愿相府建风化之根本。一之日图之，二之日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岩穴草泽之士，或节义敦笃，或文学高古，宜崇聘召之礼，以厚浇竞之风。国家近年已来，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举，不逾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适以为辱，何敦劝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则百姓受弊，革之则诸司乏人。将使群谤不兴，众心知劝，不若敦仍旧之制，加奖善之方。因自簿尉两任，多举奏者，许入录事、参军。录事、参军，多举奏者，许入职事官，或换三班使臣。既有进身之阶，岂无畏法之志？设使流内之人，无迁进之望，而能尽公者，必亦鲜矣。今后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艺能，或出于仕族，行藏必审，考试必精。避役之人，无啚之类，严革其弊，高为之防。既激其充，复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

仲淹又谓，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者何哉？盖闻古之善御戎者，将不乏人，则师战而不衄；边不乏廪，则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汉之所以长也。不善御戎者，将在贵臣，边须远馈，故战之则衄，围之则下，狄无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晋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为福，在开元之盛，有函谷之败，可龟鉴矣。何哉？昔之战者，贸然已老；今之壮者，嚣而未战。有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一旦急用，万无成功。”加以边民未丰，边廪未实，罢武之际，兵足食寡。如屯大军，必须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骄，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时庙堂之上，虽有皋陶之谋，伯益之赞，不亦难乎？夫天下祸福，如人家道，成于覆篑，败于疾雷，圣朝岂恃其太平，而轻其后计？王衍之鉴，岂曰不明，清谈之间，坐受其弊。盖备之弗预，知之弗为，许下之戎，日血十万，岂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诚为令图。安必虑危，备则无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观《周礼》则大司马战阵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礼乐之朝，未尝废武。今孙吴之书，禁而弗学，苟有英杰，授亦何疑。且秦之火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项籍，岂读书之人哉？前代名将，皆洞达天人，嗣续忠孝，“将门出将”，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文有武备，此能备乎？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水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颠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唐郭子仪，武举所得者也，斯可遗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术，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材之道也。又缘边知同，精加举择，特授诏命，专谋耕桑。三五年间，丰其军廪，此则实边郡之道也。将材既育，边郡既实，师战而不衄，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纵有骚动，朝廷可高枕矣。前代御戎，其策非一，唐陆贽议缘边备守之术，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与今事宜相近，可约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边有云翼招收之军，更可增致，足为奇兵。至于营田之利，宜常兴作而加意焉。愿相府为国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乱非远也。为河朔生灵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劳一夕之思，绝百代之耻，无使中原见新羁之马，赤子入无知之俗，则天下幸甚幸甚！圣人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华夏，功高当时，赐及来代，况皇朝之盛德乎？

仲淹又谓，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者何哉？盖天下奸雄，无代无之。或穷为夜舞，或起为钜盗，伺朝廷之过，执以为辞，幸生灵之怨，吊而称义，不然亦何名而动哉？今明盛之朝，岂有大过，亦宜辨于毫末，杜其坚冰。或戚近挠权，或土木耗国，或禄赏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纲纪未修，斯亦过之渐也。仲淹敢小举其渐以言之。国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约，除拜之际，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惧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启奸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所谓盗者，其奸雄之谓乎！今道路传闻，或缁黄之流，或术艺之辈，结托戚近，邀求进贡。或受恩赐，或与官爵，此挠权之渐也，可不畏乎？夫赏罚者，天下之衡鉴也。衡鉴一私，则天下之轻重妍丑，从而乱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费，出于帑藏，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仲淹谓帑藏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既曰左藏矣。复有内藏之名者，所以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如洞真寿宁之宫，以延燎之灾，一夕逮尽，岂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灵之所据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仓猝之忧，须给赏之资，虽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可不戒哉？倘谓府藏丰盈，用不可竭，则日者黄河之役，使数十州之人，极力负资，奔走道路，岂惜府库之余，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罢，岂相府之不言乎？两宫之不听乎？又文武百官之禄，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职轻禄重，或职重禄轻，重轻之间，奔竞者至。大亨之世，犹患不均，岂圣朝之意乎？所宜损之益之，以建其极。又三司之官，差除颇异，禄赐非轻，何知弊而不言，多养望以自进。天下金谷，决于群胥，掊克无厌，取怨四海。使先帝宽财之命，弗逮于民。和气屡伤，丰年寡遇，曾不谓之过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责课最。朝受此职，夕求他官，直云假途，相与匿祸。天下受弊，职此之由，岂朝廷之意乎？宜其别制考课，重议赏罚，激朝端之俊杰，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几乎！又自古国之勋臣，赏延于世。今则每举大庆，必行此典。自两省以上，奏荐子弟，并为京官，比于庶僚，亦既优矣。而特每岁圣节，各序子弟，谓之赏延，黩乱以甚。先王名器，私假于人，曾不谓之过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国家患之，屡有厘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节于彼而不节于此矣，天下岂以为然哉？我相府岂惜一孺之恩，不为百辟之标表乎？又远恶之官，多在寒族；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周旋百司之务，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纲纪，风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无激扬。使寺省之规，剥床至足；公卿之嗣，怀安败名。未尝试难，何以致远？非独招搢绅之议，实亦玷钧衡之公。此则禄赏未均，任使未平，纲纪未修之类也。斯弊已久，何可极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变其极，而天下化成，不为难矣。晋赵王伦、石勒之徒，心窥天子，口责丞相，岂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过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经涂炭，劳则易怨，扰则易惊。猛将谋臣，威信未著。况边民尚困，边廪尚乏，苟有骚动，馈运所艰。武备未坚，狄志可骋。既挠之以征战，或加之以饥馑。生灵愁苦，奸雄奋迅，鼓舞群小，血视千里。此五代之鉴昭昭焉，非止方册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尝有事四方，劳于馈运，而生灵不敢怨，奸雄不敢动者，何哉？五代余民，久在涂炭，乍睹明盛，如子得母。纵有劳役，未甚曩昔，此生灵所不敢怨也。当其乘天开之运，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动如山压。况躬擐甲胄，备尝艰难，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此奸雄所不敢动也。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尔。今朝廷岂谓当时之易，而不虑今时之难乎？

仲淹又谓，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故佞人易进，直臣易退，其致君于有道也难哉？及其既病也，药必错杂而进，故鲜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错杂而用，故鲜功焉。盖佞人在矣，直臣远矣，其悔之也难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势使然矣；天深戒而不变者，祸可畏矣。伏闻京师去岁大水，今岁大疫，四方闻之，莫不大忧。此天之有以戒也，岂徒然乎？而京师之灾甚于四方何哉？盖京师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祸未盈而天未绝，故鉴戒形焉。不独恐惧其心，使修省其政，明国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倘弗惧于心，弗修于政，渐盈于祸，渐绝于天，则国家四海将如何哉？或谓国家之灾，由历数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论，则夏禹《九畴》之书，果妖言耶？岂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岂圣贤之用心哉？愿圣朝黜术士之言，奉先王之训，必不谬矣，必无过矣。至于保直臣，斥佞人，则两宫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纵有行伪而坚，言伪而辩，试于行事，人焉廋哉？仲淹往日不极言而今极言者，学陋之人，思虑未精，又亲安之时，上惧贻忧，下惧失禄。不幸亲今亡矣，朝廷或恕之，则自顶至踵，皆可从其忠也，又何忧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作能久之计，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福在国家，功在相府，仲淹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幸甚幸甚！况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国家禁泥金之饰，而久未能绝，一旦使命妇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无敢衣者。使其余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皇朝龙兴，典章一宽。真宗皇帝，至仁如天，尽心于此。中则举执法之吏，外则创按刑之司。徒流之间，无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复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于难乎？今搢绅之间，多议按刑之司，无益于外，亦思之未深尔。如得其人，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协先皇之志，岂无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谓川之既平，可坏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为相府惜其时也。倘疑仲淹之言，求圣贤之知，为身名计，则仲淹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贫贱之地乎？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仲淹观前代国家，当其安也，士人上书，论兴亡之道，非圣王贤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则后之史臣，收于简册，为来代之鉴。仲淹今日之言，愿相府采其一二，为国家天下之益，不愿后之史臣，收于简册，为来代之鉴。狂斐之人，诛赦惟命。以庙堂深严，恐不得上，乃敢相门之下，各致此书，庶有一达于聪明。干犯台严，不任战汗激切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