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郭论　张耒

雄杰好乱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义，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数，何也？彼其心甘为理屈，不肯负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后必大乱，凶悖放恣，而复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汉高祖苟一时之便，伪游云梦，而执韩信。虽能执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当此时，高才智士，亦有轻其君之心，故英布、贯高之乱，继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军，与安、史健虏百斗百胜，其治军行兵，风采出郭子仪之右，而当时诸将皆望风伏子仪，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诸将已不为使。子仪能使吐蕃谓父，而史思明乃上书请诛光弼。大抵光弼之实，不及子仪之名，子仪安坐而有余，光弼驰骋而不足。余尝思其故，读《史思明传》，见光弼使乌承恩潜杀史思明事，而后知李、郭之优劣。盖子仪之为人，至诚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则人安其德，动则人伏其义。光弼用乌承恩，使袭杀史思明，此虽狡夫猾虏之常态，意其人虽雄悍骠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盗贼之谋，有时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独为尚父屈欤？此于伏人之道小矣。呜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与理，始钝终利，以之治大，以之行远，未之有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