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　曾肇

予尝谓治天下本于躬化，而观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贾谊以谓“残贼公行，莫之禁止。”其说以背本趋末者为天下大残，淫侈之俗为天下之大贼，则当时风俗可谓敝矣。岂所谓躬化者，果无益于治哉？

盖文帝虽有仁心仁闻，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于理财，理财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职有九：士、农、工、商，以辨其名；九谷、草木、山泽、鸟兽、财贿、丝枲、聚敛、转移以辨其职。又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无迁徙之业，无游惰之民，其于生财可谓众矣。至于爱养万物，必以其道，故罻罗网罟斧斤弓矢皆以时入，而覆巢麛卵，杀胎伐夭，皆为之禁，取之又有其时也。于是制礼以节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诸侯各专百里之国；卿士大夫至于庶人，莫不有田。而视其位之贵贱，称其入之厚薄，而为之法制度数，以待其冠婚、宾客、死丧、祭祀之用者，隆杀多寡，各适其宜。为上者谨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于力分之内，无觊觎于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贫富均一，海内充实，无不足之患。然后示之以廉耻，兴之以德义，故民从之也轻。方此之时，游惰者无所容，而虽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于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残贼之所以熄，盖出于是也。自秦灭先王之籍，而汉因之，务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于庶人，无复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趋末，争于僭侈，高祖尝禁贾人不得曳丝乘车，其令卒于不行。至文帝之时，商贾富厚，力过吏势，而末技游食，害农者蕃；庶人墙屋之饰，仆妾之衣，皆宗庙之奉，天子之服，则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开籍田以劝耕者，衣弋绨而斥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区区之一身，率四海之众，岂非难哉？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非虚言也。虽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则庶几三代之贤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