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解　孙何

进士鲍源以文见借，有碑二十首，与之语颇熟东汉、李唐之故事，惜其安于所习，犹有未变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人假以载其铭耳。铭之不能尽者，复前之以序，而编录者通谓之文，斯失矣。陆机曰“碑披文而相质”，则本末无据焉。铭之所始，盖始于论撰祖考，称述器用，因其镌刻，而垂乎鉴诫也。铭之于嘉量者曰量铭，斯可也。谓其文为量，不可也。铭之于景钟，曰钟铭，斯可矣。谓其文为钟，不可也。铭之于庙鼎者，曰鼎铭，斯可矣。谓其文为鼎，不可也。古者盘盂几杖皆有铭，就而称之曰盘铭、盂铭、几铭、杖铭，则庶几乎正。若指其文曰盘、曰盂、曰几、曰杖，则三尺童子皆将笑之。今人之为碑，亦犹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众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钺铭》，不谓其文为黄钺也。崔瑗有《坐右铭》，不谓其文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释者曰：“丰碑，斫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丧大记》曰：“君葬四绋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又曰：“凡封用绋去碑。”释者曰：“碑，桓楹也，树之于圹之前后，以绋绕之间之，辘轳挽棺而下之。用绋去碑者，从下之时也。”《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释者曰：“丽，系也，谓牵牲入庙，系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贯碑中也。”《聘礼》曰：“宾自碑内听命。”又曰：“东面北上，碑南。”释者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考是四说，作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飨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坚且久乎？然未闻勒铭于上者也。

今丧葬令其螭首龟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后儒所增耳。尧、舜、夏、商、周之盛，六经所载，皆无刻石之事。《管子》称无怀氏封泰山刻石纪功者，出自寓言，不足传信。又世称周宣王蒐于岐阳，命从臣刻石，今谓之石鼓，或曰猎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经见，吾无取焉。司马迁著《始皇本纪》者，其登峄山，上会稽，甚详，止言“刻石颂德”，或曰“立石纪颂”，亦无勒碑之说。今或谓之峄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汉班固有《泗水亭长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陈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则乱之以铭。未尝斥碑之材，而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从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胜数，大抵皆约班、蔡而为者也。虽失圣人述作之意，然犹仿佛乎古。迨李翱为《高愍女碑》，罗隐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所谓序与铭，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复曰文；考其实，又未尝勒之于石。是直以绕绋丽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复古之事，不当如此。贻误千载，职机之由。今之人为文揄扬前哲，谓之赞可也。警策官守，谓之箴可也。针砭史阙，谓之论可也。辩析政事，谓之议可也。祼献宗庙，谓之颂可也。陶冶情性，谓之歌诗可也。何必区区于不经之题，而专以碑为也？设若依违时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则如班、蔡之作，存序与铭，通谓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子之于名，不可斯须而不正也。况历代之误，终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于颍，以涉道犹浅，尝适野，见荀、陈古碑数四，皆穴其上，若贯索之为者。走而问故起居郎张公观，公曰：“此无足异也？盖汉实去圣未远，犹有古丰碑之象耳，后之碑则不然矣。”五载前接柳先生仲涂，仲涂又具道前事，适与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为碑者。久欲发挥其说，以诒同志，自念资望至浅，未必能见信于人。

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为大言，苟从而明之，则谤将丛起，故蓄之而不发。以生力古嗜学，偶泥于众好。其兄又于何为进士同年，故为生一二而辩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于此者甚众，吾徒乐因循而惮改作，多谓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则所得不独在于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