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范景仁论乐书　司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误脱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赤，纵置之则太长，横置之则太短。今新赤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则大其空径四厘六毫，是以乐声太高。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钟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矣。景仁比来称此论，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积古之缪，祛一世之惑。

光窃思之，有所未论者凡数条，敢书布陈，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汉书》，异于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来久矣。生所得书，不知传于何世，而相承积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众，曾不寤也。又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将安施设？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不宜如此冗长也。且生欲以黍实中，乃求其长，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孔子称“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则为新尺一丈二尺，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权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为尺，而后制律，返生于度与黍，无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谓不然，夫所谓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则龡其声而知声，度其长而知度，审其容而知量，校其轻重而知权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于度与黍，将何从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为制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虽亡，苟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又谓后世器或坏亡，故载之于书，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变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仅于黍，将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长短，则谓之度；量其多少，则谓之量；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然量有虚实，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难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钟之律，是则律生于量也。量与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将何择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径三分，围九分。今新律空径三分四厘六毫。此四厘六毫者，何从出耶？光谓不然，夫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径七分者，围二十有二分也。古之为数者，患其空积微之大烦，则上下辈之。所为三分者，举成数而言耳。四厘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戴庣空之处，而必欲责其丝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积实于管中，以为九寸，取其三分，以为空径，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则合矣。若从生言，度法变矣，而量法自如，则一斛之物，岂能满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权衡皆以千二百黍为法，何得度法独用一黍？光按黄钟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量与衡，据其容与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于度法，止于一黍为分，无用其余。若数与声，则无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乐太高，太常黄钟适当古之仲吕。”不知生所谓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耶？开元之仲吕邪？若开元之仲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与方响，里巷之乐，庸工所为，岂能尽得律吕之正。乃欲取以为法，考定雅乐，不亦难乎？

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论，无固无我，惟是之从。景仁苟有以解之，使莹然明白，则敢不敛衽服义，岂欲徒为此諓諓也？不宣。光再拜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