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李煜遗刘鋹书　潘佑

某与足下，叨累世之睦，继祖考之盟，情若弟兄，义敦交契。忧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会面而论此怀，抵掌而谈此事，交议其所短，各陈其所长，使中心释然，利害不惑。而相去万里，斯愿莫伸，凡于事机，不得款会。屡达诚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视之，谓书檄一时之仪，近国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泛滥而观之。使忠告确论，如水投石。若此则又何必事虚词而劳往复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则复遣人使，罄申鄙怀，又虑行人失辞，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会之谈，与抵掌之议也。足下诚听其言，如交友谏诤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昨以大朝南伐，图复楚疆，交兵以来，遂成衅隙。详观事势，深窃忧怀。冀息大朝之兵，永契亲仁之愿。引领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贡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礼而事我，则何苦而伐之。若欲兴戎而争我，则以必取为度矣。见今点阅大众，仍以上秋为期。使人陆昭符奏乞更于未间，令弊邑以书复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贡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

观夫古之用武者，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父母宗庙之仇，此必战也。敌人有进，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无路。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此必战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怀进取之机，此必战也。今足下与大朝，非有父母宗庙之仇也，非同乌合存亡之际也。既殊进退不舍，奋不顾命也，又异乘机进取之时也，无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将决一旦之命。既大朝许以通好，又拒而不从。有国家利社稷者，当若是乎？夫称帝称王，角立杰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虚消息，取与翕张，屈伸万端，在我而已。何必胶柱而用壮，轻祸而争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抚百越之众，北距五岭，南负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泽，众数十万，表里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负也。然违天不祥，好战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争。恭以大朝，师武臣力，实谓天赞也。登太行而伐上党，士无难色；绝剑阁而举庸蜀，役不淹时。是知大朝之力难测也，万里之境难保也。十战而九胜，亦一败可忧，六奇而五中，则一失何补？况人人自以我国险，家家自以我兵强，盖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经其成而未经其败也。何则？国莫险于剑阁，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党，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沧海可涉也。及风涛骤兴，奔舟失驭，与夫坐思之时，盖有殊矣。是以智者虑于未萌，机者重其先见。图难于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计福不及，虑祸过之”。良以福者人之所乐，心乐之，故其望也过。祸者人之所恶，心恶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于慊望，祸多出于不期。又或虑有矜功好名之臣，献尊主强国之议者，必曰：“决无和也。五岭之险，山高水深，辎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高垒清野，而绝其运粮；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进无所得，退无所归”。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长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长，就其所短。虽有百万之众，无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战而胜，则霸业可成；战而不胜，则泛巨舟而浮沧海，终不为人之下”。此大约皆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坐而论之也则易，行之如意者则难。何则？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习险阻之民，不动中国之兵，精卒已逾于十万矣。况足下与大朝封疆接畛，水陆同途，殆鸡犬之相闻，岂马牛之不及？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可俱绝其运粮，尽保其城壁？若诸险悉固，诚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则长堤虚设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吴越之众，自泉州泛海，以趋国都，则不数日而至城下矣。当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怀进退者，步步生心；顾妻子者，滔滔皆是。变故难测，须臾万端，非惟暂乖始图，实恐有没壮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沧海之可游也。然此等皆战伐之常事，兵家之预谋，虽胜负未知，成败相半。苟不得已而为也，固断在不疑。若无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远古之例，不能备谈。本朝当杨氏之建吴也，亦入贡庄宗。

恭自烈祖开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礼，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几成危殆。非不欲凭大江之险，恃众多之力。寻悟知难则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万里之兵顿息，惠民和众，于今赖之。自足下祖德之开基，亦通好中国，以阐霸图。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气不急之争。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忍以济亿兆，谈笑而定国家。至德大业无亏也，宗庙社稷无损也。玉帛朝聘之礼，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岂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肠吮血，然后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此圣贤之事业，何耻而不为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运而乃当正统，度四方则咸偃下风。猃狁太原，固不劳于薄伐；南辕返斾，更属在于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则大国之义，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于宗庙社稷可也，有利于黎元可也，有利于天下可也，有利于身可也。凡是四者，无一利焉。何用弃德修怨，自生仇敌，使赫赫南国，将成祸机，炎炎奈何，其可向迩？幸而小胜也，莫保其后焉；不幸而违心，则大事去矣。复念顷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垒。吴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厉阶。惟有贵国，情分逾亲，欢盟逾笃。在先朝感义，情实慨然。下走承基，理难负德，不能自已，又驰此缄。近奉大朝谕旨，以为足下无通好之心，必举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绝连盟。虽善邻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节，焉敢固违？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恻恻之意，所不能忘；区区之诚，于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于三谏。煜之极言，于此三矣。是为臣者可以逃，为子者可以泣，为交友者亦惆怅而遂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