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苏轼

当今天下，勋德俱高，为主上所倚信，望实兼隆，为士民所责。望受恩三世，宜与社稷同忧，皆无如明公者。今虽在外，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窃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犹未也，则愿效其愚。

顷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东盐，朝廷遣使按视，召周革入觐，已有成议矣。惇之言曰，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而河北独不榷盐，此祖宗一时之误恩也。轼以为陕西之盐，与京东、河北不同。解池广袤不过数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笼取，青盐至自虏中，有司禁止之道。然犹法存而实不行，城门之外，公食青盐。今东北循海皆盐也，其欲笼而取之，正与淮南、两浙无异。轼在余杭时，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仗护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数百人为辈。特不为他盗，故上下通知，而不以闻耳。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盐，则其祸未易以一二数也。由此观之，祖宗以来，独不榷河北盐者，正事之适宜耳，何名为误哉？且榷盐虽有故事，然要以为非王政也。陕西、淮、浙既未能罢，又欲使京东、河北随之，此犹患风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为独完？”则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议者曰：“吾之法与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于私贩，而灶户所以不免于私卖者，以官之买价贱而卖价贵耳。今吾贱买而贱卖，借如每斤官以三钱得之，则以四钱出之。盐商私买于灶户利其贱耳，贱不能减三钱。灶户均为得三钱也，宁以予官乎？将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东海皆盐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卖者也。而迫岁官钱，常若窘迫，遇其急时，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灶户有朝夕薪米之忧，而官钱在期月之后，则其利必归于私贩无疑也。食之于盐，非若饥之于五谷也。五谷之乏，至于节口并日，而况盐乎？故私贩法重而官盐贵，则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

往在浙中，见山谷之人，有数日食无盐者。今将榷之，东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盐也，而望课之不亏，疏矣。且淮、浙官盐，本轻而利重，虽有积滞，官未病也。今以三钱为本，一钱为利，自禄吏购资，修筑敖庾之外，所获无几矣。一有积滞不行，官之所丧，可胜计哉？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且祸莫大于作始，作俑之渐，至于用人。今两路未有盐禁也，故变之难，遣使会议，经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众议，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犹持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难也。今既已榷之矣，则他日国用不足，添价贵卖，有司以为熟事，行半纸文书而决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独明公不能也，今之执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则两路之祸，自今日始。

夫东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无盐，而议者轻欲夺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欤？或者以为朝廷既有成议矣，虽争之必不从。窃以为不然。乃者手实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际，轼尝论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韩公。公时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实卒罢，民赖以少安。凡今执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犹可以庶几万一。或者又以为明公将老矣，若犹有所争，则其请老也难。此又轼之所不识也。使明公之言幸而听，屈己少留，以全两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听，是议不中意，其于退也尤易矣。愿少留意！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忧，而冒闻于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渎威重，俯伏待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