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蚪，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蚪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康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有间，曰：“长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琠，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欢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

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公使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纳言苏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通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也。”见《辩命论》曰：“人事废矣。”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问止怨，曰：“不争。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者。”贾琼请绝人事，通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则可。”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又曰：“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也。”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又曰：“我未见闻诽而喜，闻誉而惧者。”又曰：“昏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唯学乎！”又曰：“轻誉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畴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

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必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余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畴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

福畴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戚，征肯听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方也，必无至乎？”又对魏征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释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戏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齐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邪？秦焚《诗》、《书》之文，《诗》、《书》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灭乎？庄、老贵虚无而贱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谭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唱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何继孔子者。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