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亡先生传　柳开

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或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复易之？不若无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识其身，义以志其事，从于善而吾恶夫画者也。吾既肩且绍矣，斯可已矣，所以吾进其力于道，而迁其名于己耳，庶几吾欲达于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称已孤不改，若是，无乃不可乎？先生曰，执小礼而妨大义，君子不尔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众悉以为然。先生始尽心于《诗》、《书》以精其奥，每当卷叹曰：“呜呼！吾以是识先师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见也，未知圣人之言复加何如耳。”尤于余经，博极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补之。凡传有义者，即据而作之，无之者，复己出辞义焉，故号曰补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书，每执笔出其文，当稿若书他人之辞，其敏速有如此，无续功而成之者。苟一举笔不终其篇，虽十已就其八九，亦弃去不复作矣。众问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辞意遽纷乱，纵后强继以成之，亦心竟若负病矣。”或问之曰：“子之补亡篇，于古不足当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无妄为乎？”先生对曰：“然，纵不能有益于存亡，庶胜乎无心于此者也。”既而辞义有俱亡，不知其可者，虑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论以定其是非，用质其旨要。

先生常谓人曰：“夫六经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与今之人无异耳。盖其后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独视之与汝异耳。”先生乃手书九经，悉以细字写之。其卷大者，不过满幅之纸，古谓其巾箱之者亦不过矣。而诵之日尽数万言，未尝废忘。有讲书以教后学也，先生或诣其精庐，适当至《虞书·尧典篇》曰：“日中星鸟，以正仲春。”说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鸟之星毕见，观之以正仲春之气也。”先生乃问曰：“然夫云‘日中星鸟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观朱鸟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鸟’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观其星以正其候，即龙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东方，可观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观朱鸟之星，何谓也？”说者不能对，惟云：“传疏若是，无他解矣。”先生择其座者曰：“起，前，吾语汝。夫岁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复其方。圣人南面而坐，以观天下，故春之时朱鸟之星当其前，故云观之以正仲春矣。”四座无不拜而言曰：“先生真达六经者也，所以于补于不谬矣。”先生于诸经，若此者不可遍纪。

先生又以诸家传解笺注于经者，多未达穷其义理，常曰：“吾他日终悉别为注解矣。”大以郑氏笺《诗》为不可，曰：“吾见玄之为心，务以异其毛公也；徒欲强己一时之名，非能通先师之旨。且《诗》之立言，不执其体，几与《易·象》同奥，若玄之是笺，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论语集解》缺注者过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闻韩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见，吾将下笔，又虑与韩既死，使吾有斯艰也，天乎哉！”先生每讲《中说》叹曰：“后之夫子也，续六经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适与其时，行之为事业，尧、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扬其师之道，大其师之名，乃作书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为非可与伍，惟范杲有《复古》之什，以颂其德。以其能复敦于古，故赋《复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赋《阙里》；以其章别当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赋《踵孟》；以其能解子云之书，故赋《先雄》；以其或笔削其韩文之繁者，故赋《删韩》；以其将求太常第，故赋《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赋《高第》；以其后天王俾不家食，故赋《出禄》；以其将果得其位，则指南于吾道，故赋《指南》；末以《释经》终其篇，谓其章明经旨，永休于世用，故赋《释经》。先生见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丧斯文哉！天之若丧斯文也，则世无范矣，范无是言矣。

开宝中，先生来京师，遂刻石为记于补亡亭内，以志其己之事，后从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论曰：孔子没，经籍遭秦之焚毁，几丧以尽，后之收拾煨烬之余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继孔氏者，轲之下虽扬雄不敢措一辞，以至亡篇阙什，而其名具载，设虚位也，使历代诸君子徒忿痛而见之矣。故有或作而补之者，大亦不能过其百一，力盖不足继也。隋之时，王仲淹于河汾间，务继孔子，曰续六经，大出于世，实为圣人矣。是以门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贞观称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辈之曾及也。於乎，知圣人之道者，成圣人之业矣，吾犹不得见王氏之书乎？观夫补亡先生，能备其六经之缺也，辞训典正，与孔子之言合而为一，信其难者哉！若王氏之续六经，盖自出一家之体裁，比夫补亡篇力少殊耳。所谓后生可畏者，虽经籍尚能补之，矧其余者哉？不可谓代无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