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七首 欧阳修
问：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则赏不足劝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兴，八十余岁。明天子仁圣，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广，元元之众，州县之吏奉法守职，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识俎豆，耳不闻弦歌。民俗顽鄙，刑狱不衰，而吏无任责。夫先王之遗文具在，凡岁时吉凶聚会，考古礼乐可施民间者，其别有几？顺民便事，可行于今者，有几？行之固有次第，其所当先者，又有几？礼乐兴而后臻于富庶欤？将既富而后教之欤？夫政缓而迂，鲜近事实；教不以渐，则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渐而民不戾者，其术何云？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将施于今。愿悉陈之，无让！
问：六经者，先王之治具，而后世之取法也。《书》载上古，《春秋》纪事，《诗》以微言感刺，《易》道隐而深矣。其切于世者，《礼》与《乐》也。自秦之焚书，六经尽矣。至汉出者，皆其残脱颠倒，或传之老师昏耄之说，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间。是以学者不明，异说纷起。况乎《周礼》，其出最后，然其为书备矣。其天地万物之统，制礼、作乐、建国、君民、养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为治之法，皆有条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详。见于后世者，《周礼》著之故也。然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鄙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王官王族之国邑几数？民之贡赋几何？而又容五万人者于其间，其人耕而赋乎？如其不耕而赋，则何以给之？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此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车旗似有可采者，岂所谓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礼》之经，其失安在？宜于今者，其理安从？其悉陈无隐！
问：古者为治有繁简，其施于民也有浅深，各适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时，地方万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余以建诸侯。至于礼乐刑政，颁其大法，而使守之，则其大体盖简如此。诸侯大小国盖数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庙。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训农练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则其于众务何其繁也？今自京师至于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职，必命于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县之吏，奉行而已。是举天下皆所自治，其于大体，则为繁矣。其州县大小，邑闾田井，训农练卒，一夫以上，略无制度，其于众务，何其忽而简也？夫礼以治民，而乐以和之，德义仁恩，长养涵泽，此三代之所以深于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浅者尔。今自宰相，至于州县之有司，莫不行文书，治吏事，其急在于督赋敛、断狱讼而已。此特浅者尔。礼乐仁义，吏不知所以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简，则力有余；治小以繁，则事不遗。制民以浅，则防其僻；渐民以深，则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简其当繁，繁其可简，务其浅而忽其深，故为国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国体大小，适繁简之宜；政事弛张，尽浅深之术。诸侯井田，不可卒复，施于今者何宜？礼乐刑政，不可卒成，用于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复之方，其术何始？迹治乱，通古今，子大夫之职也。其悉心以陈焉！
问：三王之治，损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为大备。《周礼》之制，设六官以治万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大臣，所躬亲者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巡狩、朝会、师田、射耕、燕飨，凡大事之举，一岁之间，又有几？而为其民者，亦有畋猎、学校、射乡、饮酒，凡大聚会，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州党、族官、岁时、月朔、春秋酺禁、询事读法，一岁之间，又有几？其斋戒供给，期召奔走，废日几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何其烦之若是也？然说者谓周用此以致太平，岂朝廷礼乐文物，万民富庶恺悌，必如是之勤且详，然后可以致之欤？后世苟简，不能备举，故其未能及于三代之盛欤？然为治者，果若是之劳乎？用之于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设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欤？诸君子为言之！
问：孟子以谓，井田不均，则谷禄不平。经界既正，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盖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废而不复者，千有余岁，凡为天下国家者，其善治之迹虽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礼乐刑政，未尝不法三代。而于井田之制，独废而不取，岂其不可用乎？岂惮其难而不为乎？然亦不害其为治也。仁政果始于经界乎？不可用与难为者，果万世之通法乎？王莽尝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恶加于人者虽非一，而更田之制，当时民特为不便也。呜呼！孟子之所先者，后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为不便，则孟子谓仁政可乎？《记曰》：“异世殊时，不相沿袭。”《书》又曰：“事不师古，非悦攸闻。”《书》、《传》之言，其戾如此，而孰从乎？孟子，世之所师也，岂其泥于古而不通于后世乎？岂其所谓迂阔者乎？不然将有说也。自三代之后，有天下莫盛汉、唐，汉唐之治，视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税赋之差，又何如？其可施于今者，又何如？皆愿闻其详也。
问：为政者徇名乎？袭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谓名者，万世之法也。迹者，万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顺事成，然后因名迹以考实，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无不备矣，可谓盛哉！董仲舒以谓“三代质文，有改制之名，而无变道之实”者是也。自秦肆其虐，灭弃古典，然后三代之名与迹，皆变易而丧其实，岂所谓变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余岁，或治或乱，其废兴长短之势，各由其人为之而已。其袭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复也。岂其理之自然欤？岂三代之制，止于三代，而不可施于后世欤？王莽求其迹而复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复六官，二者固昏乱败亡之国也。然则孔子言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为政必始经界，岂虚言哉？然自秦以来，治世之主，几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尝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则几乎三王，岂所谓名迹者非此之谓欤？岂遗名与迹，而直考其实欤？岂孔子之所谓者有背，而学者弗深考之欤？其酌古今之宜，与其同异者以对！
问：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济于事，可乎？古之士，教养有素，而进取有渐。上之礼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礼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见礼于上。故有国者设爵禄、车服、礼乐于朝，以待其下。为士者修仁义、忠信、孝悌于家，以待其上。设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则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岂不交相成其美欤？后世之士则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谓干利而进尔，虽有爵禄之设，而日为之防，以革进之滥者。下之视其上也，以谓虽自重，上孰我知，不自进，则不能以达。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轻。呜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汉魏迨今，其变制又如何？宜历道其详也。制失其本，欲其返古，当自何始？今之士，皆学古通经，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礼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后致下之自重欤？必下之自重，然后上礼之厚欤？二者两不为之先，其势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陈其本末，与其可施今者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