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策 孙文仲
皇帝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俊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夷狄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朕甚慕之，其何术以臻此欤？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而任太守重，难于负荷，故详延魁垒之士，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证协其应。朕飨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岂朕弗德之致欤？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是故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苟简之习。烝进人才，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烝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宣布惠教。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弊之道焉？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予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其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切于政体，其有益于时者何事？毋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毋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书》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子大夫其悉心以陈，朕亦不惮于有为焉。
对：臣伏惟陛下，下明诏，降清问，讲求万事之统，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窃有深忧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远出百王之上。至于用言纳谏之道，有未充尽其极尔。何者？陛下莅祚之初，首开转对，以延疏远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资谦恕，思得深谋至计，以补所未照也。而言之既多，听之既久，卒未闻采一事，用一画，见之天下。至于近日，四方之人，与夫朝廷之上，贤卿谊老，交章累疏，论列时政得失。臣考之公议，以为虽皋、夔、周、召之谋，所以致君福民，宁九庙而安万世者，公谠不能过此矣。而陛下闻之若不闻，见之若不见，岂其急近论而略远虑，安小补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惧也。臣愿陛下首思听言用谏之义，不听则已，听则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则已，用则兼取远近之策。然后动无遗事，举无失计，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议矣。臣将论天下事，先述此以献。臣诚愚暗，不知大体，惟陛下省纳焉。
圣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风翔洽，德泽汪濊。四序调于上，万物和于下。兵革不试，刑辟弗用。内则隽贤居位，以熙于王职；外则戎夷向风，以修于岁贡。建皇极以承天心，敛时福以锡民庶。然后日星雨露，鸟兽草木，效祥荐祉，书之不绝。甚尊慕之，其何术而臻此与？”臣闻天下之术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后，先其大而后其小，则用力不劳而天下治。宜先而后，可大而小，则用力愈劳而天下乱。天下之术，其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调而万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隽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皇极而天道应，敛五福而民气洽。吉祥见于上，珍符出于下者，正始之术行也。后世之治天下，万事失其序，而灾害荐至者，正始之术废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谘求致之之术，臣请遂言正始之说。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强国。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虽欲变而正之，亦无及矣。是故始为强国，未有能终之以霸政者也。始为霸政，未有能终之以王术者也。孔子作《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变之曰元与正者，欲人君当即位之初，体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极也。人君能于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极，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义，此王道也。行之以仁义，杂之以功利，此霸道也。专用权谋，不顾义理，此强国之术也。及考其见于效也，王道行于数千岁之外，咏歌畏爱，犹深结于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孙之世，则废熄不讲。强国之术，民之视上，相疾如仇雠。伺其有间，则相与蹈藉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报若白黑然，而世主趋王道者少，适霸政与强国者多，何也？盖王道所及甚远，而不能取成于仓猝。霸政与强国为敝虽深，而能见效于目前。人之常情，薄远效而贵速成，是所以失趋适之正也。汉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资，又有能致之势，而致治安国，不能与三代并者，失其所适也。
伏惟陛下，聪睿神武，得之于天，可谓有能致之资矣。日月所被，皆在图籍，可谓有必致之势矣。当承祧践极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国而国强。得失之策，系于一举而已。譬犹御八骏之马，驰九轨之路，择而后往，则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驰之，则宜之燕者，或造于楚矣；宜往吴者，或之于秦矣。则失事物交会之间，不可不慎所适如此。臣窃观近日朝野之论，而考陛下意之所适，求之于古，不能无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贵义而不贵利也，奈何先之以兴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计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万事所以成就者，迟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爱者，恺悌也，奈何驱以威刑？荀卿曰：“国者，巨用之则巨，小用之则小。”扬子曰：“好大而不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调而万物和，以至兵偃刑措，隽贤修职，夷狄纳贡。建皇极而天道应，敛五福而民气洽。吉祥见于上，珍符出于下，岂不难哉？臣愿陛下，旷然大变，而行众人之所不能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贱略强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饮；其贱之也，若辞暗而即明。屏去谀佞，亲近忠直，数御东序，开陈图书。讲前代之兴亡，论百王之成败。以其善行，以其恶戒，避其所失，趋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继日也，幸而得之；辍寐以待旦也。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用其粹而遗其驳，操其要而治其烦。凡此皆王道之术也，而正始之论也。陛下深讲而力行之，则驯致古昔明主之道，如决流抑坠尔，何患慕之而未臻乎？
圣策曰：“朕承祖宗之业，托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烛，化有所未孚。”又退托于“任大守重，艰于负荷，思闻谠直之言，以辅不逮，庶几乎治。”此见陛下虚心访道，至诚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尝闻之曰：明欲被于万物，化欲孚于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也。夫治心者，圣人所以穷理之术也。人之有心，犹天之有极也，是故晦冥阴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极星是也。是非纷杂之间，不足以审真伪，而能别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养之以正，则善恶是非，万事之理，无不白矣。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虚以守之，使其不乱。问以通之，谋以发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尝不应于理也。不勉焉，未尝不合于道也。藏之为志气，而无不充；发之为事业，而无不济。如权衡设于此，而万钧之重，铢两之轻，无所不辨。如槃水设于此，而大如天地，细如毛发，无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则明尽，明尽则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闻谠直之言，庶几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闻适于耳目之娱，而为心腹之害者，柔从说顺也，虽芟夷之，而常患其有余。忤于一日之意，而为百世之利者，刚方谠直也，虽养长，而常患其不足。古之圣贤，屈己执谦，和颜逊志。加之以劳来之厚，助之以劝赏之渥。凡以养天下刚方谠直之节，使森然立于吾庭，为国家庙社之福。故夫伏格趋鼎，引衣断槛，破裂麻制，封还诏书。如此之类，日常有之而不为怪者，所以广聪明而来下情也。臣愿陛下，容忍近臣之献言，开纳远臣之论事，置谏诤之任，以助闻见；补宪肃之官，以振纲纪。而又力以谦冲假借，深养刚方谠直之气，如汉高祖之于周昌，晋武帝之于刘毅，然后可以得天下谠直之言以辅治道。不然，犹却行求前，徒举以访臣，又安补于万一哉？
圣策曰：“盖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惟五事得其常，则庶证协其应。有国以来，靡敢自肆，而和气犹郁，大异数见。乃元年日蚀三朝，洎仲秋地震数路，而冀方之广，为灾最甚。自处于弗德之致，夙寤晨兴，思其所以。”此见陛下畏天饬己，恐惧修省之盛德也。臣闻日食地震者，阳微阴盛也。而或曰，日食者历之常数也，臣请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余而为一交，然后食，此历家之说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则食，此历之不合一也。二汉之政，西京为盛，东京为衰。大率皆二百余年尔，而西京四十五食，东京七十四食。食之疏密，应政之盛衰而然，曾无定数，此历之不合二也。是日食者，非可托于历，其要为阴盛之应也。阳浮为天，而主于动；阴凝为地，而本于静。宜静而动者，阴越其分，而拟诸阳之与阴，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长，则阳气发于祥瑞；小人道长，则阴气见于灾变，此天人相与必然之应也。《易》自《复》之一阳，至《坤》之六阴，凡十二卦，相往来于一岁之间，盖圣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势，贵于早防之也。在《临》则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则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欲其慎之于八月之前，消之于未陂未复之始也。陛下欲应变求端，谨五事而协庶应，消大异而召和气，在乎尊阳抑阴，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讷有辩，有躁有静。以对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阳，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阴，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过厚，下偏欲其常损。宜厚而薄之，宜损而益之，则阴盛阳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其敝至于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旧劳必迁，而新策必合；大臣依违，而小臣执议；老成沦伏，而弱齿简拔；方直疏远，而柔谀亲附；辨给者获用，而迟蹇者被退；锐进者褒升，而默守者遗落。阴盛阳微之变，莫著于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为不审，愿陛下思所以应之。夫阳不可以不尊，阴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进，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虽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国，此阴盛之极也，而《春秋》自此绝笔矣。故臣愿陛下早思所以救之。
圣策曰：“图讲政务，则日至中昃，而犹多苟简之习。烝进人材，则官无虚假，而颇乏绩用之美。”臣闻讲政务而绝苟简，在于贵迟久；进用人材而底绩用，在于练名实。《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圣人之才，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而至于论治定功成之业，未尝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则粗，粗则所得暴，而所及浅。久则精，精则所收博，而所被深。此圣人之意也。盖夫仁必久安，义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养，兵必久练。游神于累岁之外，望化于必世之后。夫如是，则心一而虑精，事详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浃而泽流，动乎万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间，又何患苟简之习哉？圣人无为不言，而海内大治者，以能练群臣核名实也。官各守其分谓之名，职各治其事谓之实。丞弼之任，责之以论道德，和阴阳。财计之司，责之以通有无，足国用。谏官责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责之以弹戢愆违，侍从责之以尽规纳诲，将帅责之以安边却敌。职司责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责之以一郡一县之治。如此举名以责其官，按实以督其职，而庶绩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财计之柄，小官或侵将帅之权，侍从言责不得尽其词，职司守令不得专其治，未见其能无虚假也。朝廷设百官于外内，皆所以治天下万事，非徒为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见其能底绩用也。
圣策曰：“种羌非不怀徕也，而边候或时绎骚，以至临遣辅臣，憺明神武。”臣以为御戎之策，失之于素而已。夫以边鄙之重，不责统帅之臣，而求希合幸进之小谋；金革之机，不为持重之算，而听轻举易动之疏计。是以其弊在于苟争小功，而忘大忧。专趋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虏所以敢负怀徕之恩，践王围而抗官师，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敌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经远之策。敌之既至也，御之宜有应变之术。齐景公时，燕、晋为寇，景公患之，问于晏婴，而婴之所荐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宪宗时，刘辟为梗，宪宗患之，问于杜黄裳，黄裳所荐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敌而定蜀。陛下宜诏辅弼大臣，各荐将才而用之，则神武憺于天地之表。河湟之外，当有解椎髻、袭衣冠、来献国地者，又岂患奔冲之寇不足御乎？
圣策曰：“蒸民非不爱养也，而生业或未完富，以至外驰使者，布宣惠教。”臣以为陛下爱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国遣使宣惠教，而适足以为弊，盖失所以先后之序矣。夫事有肇祸，而法有起患者，不谓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则弊败积，而祸患起，此必至之势也。臣尝为陛下深虑后世之患，而必为无穷之弊，盖在乎富民之道不讲，而富国之谋太深也。凡赋敛之于民，古人贵其损之而不贵其益。《春秋》书：宣公初税亩，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以为益之不已。则势穷力弊，必至于变，故孔子详录其事，以贻后世之戒。臣尝观富国之论，不起于丰大之世，而多出于战争之际。王者总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国体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系财货之丰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则曰：“富以其邻”。在《泰》与《谦》，则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邻”。夫左右相比之谓邻，人君之与天下，中国之与四夷，皆邻也。人君所以运动天下，役使四夷，道有余者，不假于富。德不足者，须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谦》、《泰》之有余，岂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桥虽积，而商不能居；敖仓虽盈，而秦不能守。非无财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鸟穷则啄，兽穷则搏，人穷则诈。陛下之民，可谓穷矣。前世所谓无艺极之赋，大之山海，细之草木，其利皆已入于官而行于今矣。陛下徐思弛费息用，以宽民财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宫恶服，汉文弋绨革舄，以泽天下，庶几不至大匮。而复出泉以取其息，慎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于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陛下取于下悉矣，上取下悉，则其势既极，而其象为《剥》。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离。”臣惧民心积穷，不知所出，渐为离散，以至剥落。虽有汤、禹、文、武之才，无所复施其巧。《易》曰：“观我生”，观民也。《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观天下之势，易离难合，一危则不可再安；上念五圣之业，艰难勤苦，一欹则不可复正。则夫富国之谋，适足为深忧，未足为陛下利也。伏惟发于神断，罢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万世。此四方裂眦决目之所共望，岂独贱臣之妄言哉？
圣策曰：“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臣以为国用虽节，而调度烦者，未得节之之道。兵籍虽众，而简稽疏者，未得简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产，撮粟尺帛之赋，陆挽水漕，衔柁摩毂，日夜合杂，以输太仓，以古准今，可谓盛矣。至于道途之艰，将负之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万金也。夫以万金之费，施之于一燕好之中，用之于一赐予之内，此类可胜计哉？地之财有时，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费无穷。以有时有限养无穷，此条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宫庭之职，百二十员，汉之文帝、明帝，给事宦者，不过二十人。太祖养兵不过二十万。太宗尝谓近臣曰：“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矣。”凡此皆清心节用之本，宽民养物之要。不务先理其本，而广为调度之求，故曰未得节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内郡之黥兵，而益以士兵，然后兵可简也。国家北失幽、燕，西捐灵、夏，守边捍塞，无百二之要阻，是以二边黥卒，特为爪牙，不可以废。至于方内无事之群，百年不识兵革，而例设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卫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为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过什一，则武备修而简稽精矣。周公制礼，方五百里谓之大国，其车千乘，为五万五千兵，而民不告劳者，施之有序，制之得术也。今之所谓上户者，征敛甚厚，而其力困。所谓下户者，庸役不及，而其势逸。而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敛有限之谷帛，以给不耕之惰民，此岂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简稽之本也。
圣策曰：“宽关梁之禁，而商贾靡通。”臣闻钱者，无用之物，而圣人贵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财也。夫以无用而通有用，是以贵其通，而不贵其积。古之所以通货达财者，在乎商贾之职，而不在乎上。今之关市之征，密于布棋；均输之吏，苛于翼虎。商旅易业，转为他技，而求财货之通，难矣。
圣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约己以率尔！陛下约己于上，则六宫蒙化于内，百官率法于朝，百姓承流于下。及其久也，风俗转移，嗜好薄损，有其财而无其尊，弗敢逾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败度，则虽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闻之，天下技巧华靡之玩，未有不始于京师。欲治四方，先治京师，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师也，唯其难制之宜甚详。周法，六乡四郊之内自比长主五家，即而上之。至卿大夫，凡万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后足以致京师之治。今京师治民之职，大不过京兆尹，次不过河南令，而求风敦俗朴，是以难也。唯陛下择之而已。
圣策曰：“风俗浮薄根于取士之无本，教道之不明，而向询台阁之论，所执者不一，岂无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过二科，曰德行也，文辞也而已。臣以为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汉以下，不过用文辞。而台阁所以异论者，盖不过二者之间。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则井田当授也，侯国当建也，民必家给也，官必久任也，乡当读法也，家当有塾也，而后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于位。如其未也，而独设选举德行之科，是亦无补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举者必求仁义孝悌；今世之吏邪，故所举者不过请托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过可以用文辞尔。至于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愿有献焉，盖士节之重轻，未尝不与国体之安危相应。如根本强弱于下，而枝叶荣枯于上也。昔周之士贵，秦之士贱。夫上有屈体，下无屈道者，贵也。舍己所守，求合于上者，贱也。而周秦治乱，考此可见。盖夫士无守道自重之节，人有翾躁不耻之求，渐渍成俗，恬不为怪，未有甚于今日也。宜有以矫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潜德独行，不求闻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于必显。仰希俯合，昧于宠辱之人，必深观而使之，常至于不用。则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节一变，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
圣策曰：“刑罚烦重，出于设法之多门，沿袭之不革，而将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缓，必有可行之术焉！”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仿三代之肉刑，施之于从坐之死尔，是未尽观时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虽以圣人之智，而因革之间，犹有未尽者，肉刑是也。断民之肢体，使不为完人，此非圣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尽也。且立尸而祭，近于渎神；俎豆而食，近于甚野。岂若后世虚神之位，金石为器哉？肉刑之不可用于今，犹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当其罪也。倘欲加恩仁之政，宽从坐之死，则今之律令，自有减死一等法。舍此不用，而断肢刖足，为骇民惊俗之政，未足为可行之术也。昔子产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后，则夫政虽期于推赏，而亦贵于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传告以断人之足而弃之，岂所以为慎名！
圣策曰：“予欲兴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圣人之道，则宜条其先后之次。欲明乎六亲，尽乎五法，以极天下之治，则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见陛下博稽古先，欲举载籍之所传，施之于今，以尽圣人之道，而尽天下之治也。臣请深论天下之道，先后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盖德与刑并行于天地之间，如寒暑相将而未尝离也。于是之间，必有先后之次。上焉者，专德以胜刑，若尧、舜之无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汉宣帝任刑名，东汉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乱，隋人以刑兆变是也。此先后之次不同，故治乱之应异也。则夫恭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贫、廉俭之七教，至礼不辞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悦，至乐无亲而天下和之三至，从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闻之，恐惧寅畏者，政之始也；骄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兴之盛德，而不慎于后，其诗终为《变雅》。唐太宗慈俭英武之主，而魏郑公、刘洎、马周之徒咸谏，以为渐不及贞观。盖崇高富贵之势，骄逸隳惰之所伺也，视其有间，则入而不能出矣。是以圣哲之君，遐观远虑，思之于所不思，求之于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厉；方其大荣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变起于不测，而至于不可救也，岂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欤？则夫六亲之等，五法之数，又从而可推其要也。
圣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谓切于当世，而可施于今者何策？崔寔之论，范晔谓明于政体，而有益于时者何事？”昔班固载仲舒汉廷之策于史，其间讲天下治乱之理，可谓详矣，举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于今日之策，臣以为莫如天道先阳而后阴，王政先德而后刑之论也。范晔纪崔寔《政论》数十条于书，以为“凡所辨论，通明政体”，而言有益于今者，则臣以为不足深论者也。何者？寔之大概，欲人主不能纯法八世，而宜参以霸政，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以之行于汉桓帝衰替之世可尔，安足为陛下深论哉！
圣策曰：“无以为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无以为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适中，举之而得宜，不迫不迂，归于至当。”陛下议政法而举适中得宜为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无辞以致之？盖势可以举则举之，则不失于陈迹；力可以改则改之，则不泥于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于未适于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则今日之变法，犹或可议焉。臣读《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于有弊，则不可不革也，而辞曰：“元亨利贞，悔亡。”然则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后悔可亡尔。又曰：“革而当，其悔乃亡”。然则革之而不当，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于亨，然后可以议革；变之必至于当，然后可以言变。斯圣人之能事，《易·象》之精义也。思之于冥冥，索之于昏昏，使尽合道义之中，而后革之，则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岳。此之谓革而亨。谋之于众多，待之以迟久，使尽得上下之宜，而后变之，则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云霓。此之谓变而当。古之为治，相与谟谋于庙堂之上，至于风移俗易，徙善远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后革，必当而后变也。今则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嚣，一制暮行而晓或弊。斧钺不足以禁谤论，窜黜不足以抑烦言，其故何邪？未决其亨而革之，未计其当而变之，举而不必适中，动而不必得宜也。臣愿陛下慎之而已。盖夫革而未尽其至，则其势必复。革而有复，则法以轻而不信矣。法制数变，国家之大病也。汉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后三十年间五徙，而天地之兆，终不能定。故愿陛下慎之，则至当之论，无过于此矣。
陛下虑臣之惮言而不必行，则苟饰行以自免，则诏之曰：“言之非艰，行之惟艰”。又虑其畏避执事，而不尽其悃愊也，则又曰：“悉心以陈，亦不惮于改为”。臣是以敢进其私忧过计之说。臣闻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
之，则天下之政，终无时而理矣。万钧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贲、乌获持之奔走，逾越险阻，若践平地，此无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负之而趋，不独折绝筋骨，又将隳器败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万物之理，至详密矣，而至于治天下之难治，而未尝不归之大才硕德之人。故《屯》之不宁，必待君子之经纶；《蛊》之败坏，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为；《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获吉。圣人以为当四卦之时，不得四人者治之，则愈益其乱，而无补于治。昔汤之求伊尹也，见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说也，见之岩筑；文王之用太公也，见之渔钓。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举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广也。唐文宗可谓恭俭慈仁、勤于致理之主。当是时，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于外而不使，乃览《贞观政要》而叹息。又曰：“吾视开元、天宝事，则气拂吾膺。”然则文宗所以忧勤尽心者，徒虚器尔！伏惟陛下，法成汤、高宗、文王，公听广取，以为法；鉴文宗舍本忧末，以为戒。独观昭旷之道，驱驰域外之议，不论隐显，不间内外，不异远近，不殊明晦。才之当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则天下之才，继踵而出。凡陛下所举而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为之术，何以先此？
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则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于危身，此势之不可并者也。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于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学术浅陋，言论狂鄙，罪当万死，无所敢恨。幸陛下察焉！昧死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