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　廖偁

柳子厚为《封建论》以短封建者，诚以周之亡由立诸侯之过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诸侯各专其国，继世而理，其人之贤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乱亦不可察也。”又云：“诸侯世禄，在位各据其地，则天下虽有圣贤者生，无以立于天下。”如子厚之论，是盖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为非，故曰：“封建非圣贤之意也，势也。”又云：“汤、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也。”此亦见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

偁谓：诚圣贤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势也。周之乱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谓：天下诸侯虽专国，继世而理，亦不能乱也；虽世禄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圣贤也。又谓：汤武之不去封建者，实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圣贤之立制度，皆取法于天地，而节制于人，使人悉得其所耳。当生人之初，万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是也。是封建者，圣人所以理民之达道。观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禄，使大不至于难制，小不至无赖，是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顺，则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为之也。夫所谓势者，乃不得已之辞也。岂有取法天地，节制于人，而曰不得已哉？以此为势，则天下孰不为势，是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分，皆势也，何止于封建而已乎？偁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势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禄有多少，礼乐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无者不可有。执是而行，虽世未有乱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禄不必有多少，礼乐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无者不必无，则未有不乱者也。观周世之末然矣，岂制之失乎？

是盖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则非不封建也，而不闻乱，何封建利于三代之初，而不利于三代之末乎？是盖政存与政失之谓也。使周末之天子，执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则文、武、成、康之时也，又安得有问鼎射王之事？当夷王而后，礼乐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诸侯不为逆？设使虽不封建，未有不大乱者也。偁故曰：周之乱在失政也。

且夫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国也，动静进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夫然，则天下诸侯莫敢不为善也。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属属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帅，帅以理长。长有不善，则帅举之；帅有不善，则卒举之；卒有不善，则正举之；正有不善，则伯举之；伯有不善，则吏举之。上下相制，虽有不肖者，固不敢为不善矣。设有为者，则流矣，讨矣，而不存之于天下也。夫然，则天下无不善矣。设有为理者也，偁故曰：虽专国继世，而不能为乱也。且圣贤之用与不用，系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则能用之；果非其人，则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

当三代之时，不闻有圣贤不居其位；当三代之季，则然后圣贤有不用者，则是用与不用，系于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圣贤者也，安得反妨圣贤哉？当圣贤不用之时，乃封建失制之时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诸侯之恶不必绌，是故天下各据其地，而圣贤弃矣。观其然，夫岂在于封建？是诚制乱之罪也。偁故曰：虽世禄在位，不能妨圣贤。圣贤之于天下必主之者，愍世之乱然也，固不以得天下为利也。若以汤、武不去封建为因其力以得天下，则是汤、武苟于得天下也。孔子以汤武为仁人乎？孔子以为仁人，则汤、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圣贤之心，唯欲利后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虽死焉为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后世，则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岂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为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与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独制天下为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义，固有差矣。偁故曰：汤武之不去封建者，盖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

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乱而使诸侯叛，反以封建为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乱则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继世不肖致乱为患；不究升贤绌不肖为当世常法，而反以圣贤不立为虑；不究圣贤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为势；不究圣贤之心无所苟，反以汤、武不去封建为利其力。偁故曰：子厚之论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虽然，子厚以封建为非者，以守宰为是故也。以守宰为是者无他，乃曰“有罪行以绌，有能得以奖。朝拜而不雠，夕斥之矣；夕拜而不雠，朝斥之矣。”又云“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使汉室尽封侯王，则孟舒、魏尚之术莫得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遣而道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约从之谋周于同列矣。”呜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为是，则岂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绌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雠，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雠，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绌，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乱之世也。已乱之世，无不失也，何止于封建哉？已乱而罪之，何异恶桀、纣之不道而责汤、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尧舜也，于理顺乎？虽然，子厚止知汉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汉之封侯王，则宜其所谓“明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约从之谋周于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因不至是。三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国，在夏、商则百里极矣。

国凡有五等，五等之国，制度不同，同出于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国，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固未有能为乱者也。汉之封侯王，则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国数十，则汉岂行封建之法哉？乃汉自为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汉自为之法，而疑古封建为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与食者也，岂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黄霸、汲黯之辈，当三代之时，不啻千万辈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谓在封建之世，则不得伸其才术，岂数子者之才，能为太守，而不能为他哉？而子厚固以为封建则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鸣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为之言也？偁非好辨也，庶圣人之道少有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