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韩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书　王令

相别阔久，时得南方人道誉盛德，甚相为慰快。又闻得子厚文，皆雄辩强据，源渊衍长，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见如子厚右者也。其间亦大有务辩而理屈，趋文而背实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传《送浩初序》者，读而骇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虽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复读之，益骇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见祸太甚邪？来序称“浮屠诚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其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虽圣人复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

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济》，皆人道之始终，圣贤君子之出处事业。至于次第配类，莫不伦理，故孔子原圣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则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则曰：“《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而皆不若浮图弃绝君臣、拂灭父子、断除夫妇之说。《论语》二十篇，大率不过弟子问仁、问政、问忠之类尔。于鬼神与死之类，则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诞牵合，于以涂瞽天下而云也。不识子厚谓与《易》、《论语》合者，何哉？借如其中万一偶窃吾圣人之言，则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学邪？是犹救桀、跖之诛，以耳闻而目见有类夫尧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况又去夫妇、父子而无万一于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谓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学，果中与迹异邪？虽然子厚心仁义而手拔剑以逐父兄，谓其为迹则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浮图以夷，反为之说曰：“将反盗跖、恶来，而贱季札、由余也。”呜呼！子厚又不思哉。

昔者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者则夷之，若杞侯称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图以夷，则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圣如孔子者，其取舍犹不免子厚之过邪？又不知子厚谓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图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则不也。愈尝探佛之说，以拟议前世盛德者，而皆无一得也。若尧、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观之，不知尧、舜、孔子果当然邪？佛宝也。自孔子死千数百岁，独孟子卓然独立。今读其书，则教人兴利，驱除龙蛇，杀牛牲犬豕以养老祭祀尔。其大不与佛合者，则若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尧舜之智，不遍爱物，急先务也。以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以是言之，是孟子又异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读尧、舜、孔、孟之书也，将读而尽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弃其十百也？不然则孔佛不相为容，亦已较然，何独子厚能容之也？愈尝观士之不蹈道者，一失于君，则转而之山林，群麋鹿，终死而不悔，乃至有负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观之，是皆薄于中而急于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虽不幸摈弃于朝，乃以不自能宽宥，以至于陷夷狄而不悔也。薄于中而急于外，在盛德者虽不当然。然智者观之，不得无过也。以求其不爱官，不能争乐山水而嗜安闲者，则浩初之心尚可安于麋鹿也。必溺于虚高之言，而遗于人伦之大端，其比于负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尝笑今人之谓有智者为毁释氏。释氏，非毁之也。譬之器然，旧尝完而暴铄之，谓为毁也可矣。其从来不为器者，是自然尔，岂人毁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

自释氏之说入中国，流千数百年，其徒树其说而枝叶者众矣，乌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说者，常名儒也。孟子谓“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岂无尽意邪？正谓是也。使佛之祸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于尧、舜、孔子而或上之，则君子者先众民而学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为我异，愈肯自为之邪？虽然，子厚犹谓愈为之也。子曰：“道不远人。”为释氏者，竟不远人耶？谓为圣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