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研读《创世记》
奥古斯丁于公元387年在米兰受洗，从作为平信徒的最初时期开始，一直到后来成为希波主教，对《创世记》里的创世故事如何理解的问题就不断地萦绕在他脑海。他之所以如此痴迷于这个问题，原因不难发现，他年轻时在迦太基曾是摩尼教的旁听者。这段经历使他深切地意识到必须驳斥摩尼教徒的二元论，捍卫旧约的可信性，抵挡他们的抨击。在反驳摩尼教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光明原理与黑暗原理时，他始终维护《创世记》的教义，即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他之外的一切，并且认为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奥古斯丁最初在一篇名为《论〈创世记〉驳摩尼教徒》（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s libriduo）的两卷本作品里尝试阐释创世的故事［该作品是他于388年从意大利回到非洲后动笔的，[1]当时他还未被授予神职，在塔迦斯特（Tagaste）建立了一个修道院］。他在书中努力找出《创世记》每一句经文的字面意思，但发现不可能，于是又回到寓意解经。他谈到这篇作品时说：
皈依后不久，我写了两卷反驳摩尼教徒的书，他们的错误并非只在于错误地解释旧约，还在于他们带着不敬的讥讽完全拒斥它。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反驳他们的过犯，或者引导他们在他们所憎恶的书卷里寻找基督和福音书所教导的信仰。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在字面意义上理解《创世记》的所有经文，因为在我看来，要这样理解所有经文越来越不可能，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至少非常困难。
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目标，所以每当我不能找到一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时，我就尽可能简洁而清楚地解释它的比喻含义，这样，摩尼教徒就不至于因为作品冗长的篇幅或者内容的晦涩而读不下去，弃之一边。然而，我谨记我所设立的目标，也是我当时无法实现的目标，即表明对于《创世记》里的一切，首先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而是在其本来的意义上理解……[2]
因为对该作品取得的效果不满意，奥古斯丁约在3年后回到同一个主题，这一次尝试通篇用字面解经。然而，他发现这个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于是在未完成之前就放弃了。他称该作品为《〈创世记〉字疏未完本》（De Genesi ad litteram inperfectus liber）。[3]后来，他在去世前4年对所有作品作了回顾，谈到这篇未完成的注释作品时，他说：
当我撰写两卷论《创世记》的书反驳摩尼教徒时，我是按照寓意解释经文的，未敢按照字意阐述深层的本性奥秘，也就是按照经文特有的历史意义解释它。然而，我原本是想要看看在按字意解释经文这项艰辛困苦的工作上我能做成什么，结果倒在无法承受的重压之下。甚至一卷还没写完，我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它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
但在回顾重读我的所有作品过程中，我又拿起这篇未完成的作品。我一直没有将它发表，甚至想过要把它销毁，因为我后来写了一部十二卷的《〈创世记〉字疏》；虽然你在那部作品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比找到的答案更多，但无论如何早先的这篇不能与后来的那部相提并论。不过，重新看了这篇未完成的作品之后，我决定留下它作为证据（我相信很有用），证明我早期在考查、解释上帝话语上所作的努力，我还决定将它冠以这样的题目：《〈创世记〉字疏未完本》。[4]
接着他告诉我们，借他写《订正录》之际，他在末尾（在Migne拉丁版中至多就是61节和62节）加了一段话，但除了这一段，他让作品保持未完成状态。另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对这篇作品做更多评论，因为读者可以参考他那十二卷的大部头注释作品。
同样，在《忏悔录》（397—401年）十二卷和十三卷里，奥古斯丁（当时已是希波主教）将注意力转向《创世记》第一章的含义；他在解释经文时既用了字面解经法，也用了寓意解经法。所以在解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他第一次认为“天”意指“天外之天”（heaven of heavens），也就是天使，而“地”意指整个物质宇宙（包括空气和天体），还处于未成形状态。[5]这就是字面含义。但他继而提出一种寓意解释，同时并不排除字面含义，认为“天”意指属灵的人，“地”指属肉的人。[6]这只是一个例子，他的《忏悔录》十二卷和十三卷有很多这样的解释。
许多读者一直很奇怪，《忏悔录》的这最后两卷与其他部分究竟是什么关系？但我们必须记住，那篇作品绝不只是一部自传，也不只是对罪的一种忏悔。它本质上是这位圣徒因惊异于上帝赐予他的美善而作出的敬虔的反思，主要是对赞美的认信（confessio laudis），而不只是对罪的忏悔（confessio peccati）。因而，为了坚持这个目标，奥古斯丁转向《创世记》第一章，思考创世，表明造主的美善，由此使他在《忏悔录》中以那种他在第一卷一开始就引入的风格结尾，与《诗篇》作者一同惊叹：“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7]
最后，401年，奥古斯丁开始撰写巨著十二卷本的《〈创世记〉字疏》。他在《订正录》里谈到这部著作：“这部书取题为《〈创世记〉字疏》，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寓意，而是根据其自身特有的历史意义来解释。书中提出的问题比找到的答案更多，而且所找到的答案也有许多是不确定的。那些不确定的回答有待进一步研究而加以推进。”[8]
这是作者漫长而富有创造力的一生中最主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教父解经著作里经典的作品之一，但他只用了这么几句轻描淡写的评论。他在写作《三位一体》之后1年开始着手这部注释作品的写作，一直写了14年，完成于415年，比《三位一体》早一年完成。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413年，就在他完成这些论著之前，他又开始写《上帝之城》，所以有两年时间，他同时在展开3部著作的写作。如Vernon J.Bourke所指出的，它们都是圣奥古斯丁思想成熟时期的主要作品，讨论上帝与灵魂（《三位一体》）、上帝与被造界（《〈创世记〉字疏》）以及上帝与社会（《上帝之城》）。[9]
从时间顺序上看，该注释作品并非奥古斯丁计划的讨论创世话题的最后著作，因为完成该作品两年后，[10]他在《上帝之城》第十一卷里记录了他关于创世与两城的起源和本性之关系的思考。[11]但是，那里的讨论比较简短，再加上《上帝之城》框架下特定的目的，所以它并不意在调整他在讨论《创世记》的主要作品里所阐述的思想，事实上，只有以这篇主要作品为依据才能准确地理解它的意思。
《〈创世记〉字疏》详尽注释《创世记》从第一章开头到第三章结尾的经文。它是一篇毫不含糊、一以贯之的字面解经作品。有那么极少的几个地方，奥古斯丁提出可能有一种寓意解释，但随即又清醒过来，悬崖勒马，提醒自己是在寻求字面意思。
奥古斯丁尽管对注释家杰罗姆（Jerome）渊博的知识极为敬仰，但没有像他那样引用哲学知识来理解经文。奥古斯丁不懂希伯来文，但就如van der Meer所说：“很难找出一个人像奥古斯丁那样浸淫于《圣经》。奥利金是位博学的梦想家，杰罗姆是精通三语的学者，而奥古斯丁则是位信奉《圣经》的学生。……他真正活在《圣经》里面。”[12]
奥古斯丁对希腊语的了解只有初级水平，当他于401年开始注释《创世记》时，几乎完全不懂希腊语。但是后来他非常刻苦地学习这门语言，到了晚年时，基本可以阅读希腊语。[13]奥古斯丁手头的古拉丁语旧约，也是当时北非教会使用的版本，以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而不是希伯来文本为蓝本。但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拉丁文本，事实上，当时有多少手稿，就有多少种不同版本，就如圣杰罗姆在他的《约书亚记》前言里所说的。[14]但是随着奥古斯丁越来越深地沉浸于《圣经》注释，他学习希腊文也越来越刻苦，根据希腊文本修订拉丁文本的工作也越来越努力。在该注释作品的后几卷里有大量段落可以表明，奥古斯丁是在做这样的修订工作。[15]
5世纪的全体教会对七十子希腊文本推崇备至，奥古斯丁也相信它是受圣灵感动而译的。[16]在他心里，它在教会享有如此高的权威这一点保证了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当然，今天没有哪位《圣经》学者会认为这个译本有如此高的权威，但普遍承认它是《圣经》文本的一种重要证据。奥古斯丁因为完全不懂希伯来语，所以通过不断参考七十子希腊文本，有意识地调整一个不时出错的拉丁译本。为方便阅读，我把奥古斯丁在本书中引用的《创世记》的经文放在附录。有些地方他使用了变体，我收录的是他第一次引用时的经文，没有指明后来的任何变体。但重要的变体在注释中都有指明。
不论奥古斯丁晚年时的希腊语水平如何，他在写作该注释作品时还无法阅读当时的希腊教父的原著。但似乎可以确定，他读过注释《创世记》第一章的两部重要希腊作品：圣巴西尔（Basil）的《创世六日》［欧斯塔修斯（Eustathius）译］和奥利金的《〈创世记〉注释》［鲁菲努（Rufinus）译］。[17]奥古斯丁在预备写作该书时采取了一些基督教拉丁著作家的观点，德尔图良（Tertullian）肯定是其中一位，还可能包括西普里安（Cyprian）、拉克唐修（Lactantius）、马里乌斯·维克托里乌斯（Marius Victorinus）、安波罗修（Ambrose）以及泰科尼乌斯（Tyconius）。由于完整地注释《创世记》1-3章需要极其广泛的人文知识，所以奥古斯丁为本注释里所讨论的主题必是涉猎了极其广泛的阅读范围。读者可以感受到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古典世界的所有学术著作（只要与他的研究有相关性），无论是足本的，还是摘录的；无论是原著，还是译本。涉及的领域有：哲学、数学、物理学、自然史、地理学、医学、解剖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虽然奥古斯丁在其中许多领域的知识可能是肤浅的，但他的好奇心令人惊异，他能引用如此多种不同学科的知识来支持一句经文，这种能力着实非同寻常。
但是最重要的，该注释作品是神学和解经作品，它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理解上帝启示在《圣经》里的道理。如果他对哲学问题感兴趣（注释会表明普罗提诺对他的思想——尤其在第一卷里——影响有多大），那是依据神启的上帝之道教导我们的永恒真理所看见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