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融通的汉语教学法

以“文史哲融通”的研究方法观照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能最大限度地扩展汉语研究的视域，拓掘汉语研究的深度。从文学、史学、哲学直至艺术学、社会学的立体视角审视语言与文字，更加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成果。同样，将这种多学科融通的方法运用与汉语教学中，有利于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

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学教学。文学的媒介是语言、文字，它在各种艺术媒介中反思性最强，也最直接，因而，只有将文学教学融入到汉语教学中，才能使汉语教学贴近现实，更具灵动性。辅仁大学王金凌教授认为，语文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惊天动地的事，它使知识的积累更快更广。“文学”这一符号，具有传达理性和感性生命内涵的功能，让生命之间得以交流。从文学视角解构汉语言与文化，能透过形态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揭示其中玄理奥妙。叙事、修辞与结构主义的理论是文学解构的主要工具。香港大学陈丽仪提出，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钱钟书的《灵感》，能发现作品运用狂欢化手法加强了幽默讽刺的效果，通过大量自由引语、自由直接引语、不同对话形式和人物话语形象对人物进行活灵活现的塑造，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物的讽刺性。其中的“不可叙述事件” 巧妙地为读者提供了“空白”的作用，而其“反叙事”特点更加突出了讽刺的主题。台湾清华大学的杨晋绮则从修辞学的角度，提出周邦彦采取层折逆反的之方式填词，引领词体风格走向回环曲折、含蓄蕴藉之路，极大影响了南宋词风。其代表作《清真集》中，“层折逆反”的三种表现模式交织并陈，并与词体“分韵”与“过片”等形式结构互有错出，共同形成与构造出周邦彦词典密蕴藉的词作风格。辅仁大学的陈恬仪提出，谢灵运诗歌虽运用大量排偶、俪辞、用典，显得繁缛，但由于其善用虚字、突出佳句、章法与意脉，因而又不失“有逸气”、“清新自然”，如“芙蓉出水”般，使读者产生“逸荡”“逸”“灵秀”之感。从巴特“五码”的角度，香港大学的游社媛先生提出，文学之写作与阅读，全以“言外之意”为本。巴特所谓之“码”正是指文本导致“言外之意”的形式和内容。将“释疑码”“行动码”“内涵码”“参据码”“象征码”作为解读鲁迅《风波》的基础与形式，可更深入地解读《风波》中人物行为与精神内涵。

史学与哲学同样是进行汉语研究与教学，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南华大学陈牤志副教授认为，现代文人的诗作，实际蕴含着深层的哲学性结构。透过神话与原型批评的视野，能反映出人类的“原始神话”即神话树信仰，有助于组织根本心智意象的语言，进一步指陈最终现实的启示与价值观。在哲学思想层面，辅仁大学李尚轩提出，对文句的判读，不应仅就文句本身，还应考察其提出的整体背景。他以荀子“名无故宜”与“名有固善”为例，提出两者就语言逻辑而言，似乎互有矛盾，然而若就荀学整体思想而论，据等杀亲疏之概念加以辨分，则此两者实非相悖而可互兼。

汉语作为实证性的学科，其研究离不开大量的语言材料。而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作品，正是深入探讨汉语特点与概貌的重要语言载体。在汉语教学中，恰当地运用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文学作品——这一重要文化载体的深入分析，可将其包蕴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意义更为清晰地呈现在汉语学习者面前。从生态艺术学视角，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提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存在形式的深层思考。他提出，从文化本体上看视，湿地文化应该是自然生成的原生态文化，但随着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影响，它逐渐渗透着人工开发的痕迹。因此，对待“湿地文化”，既不应将其看作一方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也不应将其灌以过多商业元素。香港大学的廖尹彤将文学与艺术学、音乐学结合，提出文学与音乐同样出身于艺术家族，有着不少微妙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视角，香港大学的劳保勤提出，老舍的《月牙儿》不仅是对女性的命运与社会的扭曲的反映，其文本深处还隐藏着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现实处境与文化心态的极度关注。香港大学何超英用心理结合文学的方法，指出迟子建笔下《花牤子的春天》中人物的“甜蜜”“患病”“嫉妒”“受害者心理”“义理人情”“没有自己” 等表现均与依赖心理之间存在关系，并指出依赖心理乃人之常态，依赖心理来自于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