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汉语中日语借词的借用演变
摘要：借词作为语言借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过程中是一种常见且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汉日词汇相互间的借用现象更是长期的、频繁的、复杂的，对此现象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历来的研究均是在语言描写传统上的静态研究，且囿于汉日两语的个性研究，没有从深层成因上对借词的借用演变作更为系统的解释。尝试从借词的音、形、义、文化因素来说明借词的借用标准，并采用了语言生态学的观点及方法对汉语日语外来词的演变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语言接触；借词；生态；演变；异文化
一、引言
借词作为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文化二重性。重视借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汉语发展的历程、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有助于探究汉族发展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状况。现代汉语中关于借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局限于纯粹的语言学范围考察借词，如高名凯、刘正埮（1958）主编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等；二是将语言与社会一文化史的互动综合起来考察借词，如冯天瑜（2004）主编的《新语探源——中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史有为（1991）《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崔崟、丁文博（2013）主演的《日源外来词探源》等。另外，史有为（1991）把外来词研究分为考源流、察交流、度资格、名层次、审构成、聚众词、计数频、辨用途、定规范、测未来等十个方面。除此之外，学术界对汉语“借词”的界定、分类、特征、成因观点多样，可是极少涉及从跨学科的角度考察借词的演变研究。郑通涛（1985）在《语言生态学初探》中从系统论角度来描绘语言系统，用以说明语言中各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发展的一般理论。详述了“五原则一区域”，即整体性原则，相互关系性原则，有序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平衡性原则，平衡性区域。这一理论对借词系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冯广艺（2013）阐述了语言接触对语言产生影响导致语言变化，并分别详细论述了形成语言兼用、促使语言转用、激活语言保持、发生语言混合、造成语言濒危、导致语言消亡、优化语言功能、谐和语言关系等语言变化现象。虽讲述了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现象，但没有讲述关于语言中词汇的变化现象。有的借词成分已经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里，并且不同程度地稳固下来，可算作汉语词汇系统的借词，而有的只是在特定的场合里临时借用，只是昙花一现，汉语中的借词是如何演变的。学术界对汉语“借词”的特征、成因观点多样，主要集中于“借词”的汉化或语法化等方面，极少有涉及对汉语借词演变的研究。鉴于此现状，本文选择了日语借词作为讨论对象，采用语言生态学的接触观点及方法来探讨汉语日语借词的演变机制。
二、语言接触与借词
接触在语言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语言接触指各种独立的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的接触。”（张兴权，2013：88）语言接触是“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交往频繁的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及相互影响。影响涉及语音、语言结构和语义等方面，也会涉及称呼和问候语等的交际方法上。”（劳允栋，2005：320）接触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从共时和历时角度研究不同语言的各种不同变体、变异的接触现象、演变过程、变化结果和各种具体嬗变的内容。语言接触的多方面研究包括：语言成分借用、语言干扰、语言专用、语码转换、语言混合、语言保存等。因为接触语言学有跨学科、交叉性的特点，所以在学科研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历史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
邵敬敏（2008：28—33）指出语言接触主要涉及三种类型：①外语跟本族语，比如英语跟汉语的接触。②汉语标准语（普通话）跟方言的接触，或者方言跟方言的接触。③口语跟书面语的接触。我们主要探讨外语跟本族语，即日语跟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接触。从语言层次上看，语言本身是一个系统，其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语言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都会在一定的语言生态系统中形成各自的特点。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比较重视语言的内部系统，曾指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索绪尔，1980：46）语言在不停地变化：词语和符号不断地涌现，然后消亡；语音和语义随时间的推移、地区的变动而变化。汉语和日语长期以来由于外交、贸易、战争、移民、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接触，势必使得两语的各个层面也会存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是词语的相互借用。许多语言学家主张，语言演变有“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internally motivated change）和“接触引发的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两种类别。（吴福祥，2007：3—23）演变的过程存在两种关系：复制和选择。复制是为语言的创新和变异提供条件，从语言系统的词汇分系统来看是为词汇的演变提供条件。选择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使用者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会导致复制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复制。
人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时，周围环境的一些事物可以直接被感知和使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中的任何组成要素（词汇、语音、语法、语义等子系统）都可被人们在交际时直接感知和使用。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对如何处理客体感知和主体提供信息的关系，这在生态学视野下是被忽视的。我们希望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更为全面的探讨汉语借词系统。
三、借词的生态属性
任何一种语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与其他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 在某种条件下，两种或多种各自独立存在的语言系统发生接触。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曾有过精辟的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物和交际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1985：173）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各个民族之间在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过程中，语言之间发生相互接触是必然现象。语言接触的结果直接在语言结构（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上有所体现。其中，词汇层面上的影响表现的最为直接、明显，而借词又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开放性、动态性、时代性的特点，理应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借词为两种语言系统的发展完善开辟了绿色通道。“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结果，而语言接触有以文化交流、文化接触为前提、为共生物。”（史有为，2004：3）既然借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发生了接触，那么从考察借词的特征可剖析由接触引发语言演变的特性。
用普通生态学的观点看借词的特征是：①词汇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②系统中的各要素是相互联系的；③一个词汇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另一个或几个词汇要素的变化；④词汇的扩散方式有两类：一类是水平扩散方式可保持词汇的多样性，另一类是垂直扩散方式可保持词汇的稳定性及传递性；⑤动态变化目的是维持词汇系统内的平衡状态，也是词汇系统各要素之间发生竞争、互补、复制和选择的结果。
由此，借词的生态属性可以归纳为三点：①借词作为词汇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且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系统。②借词的扩散方式具有多样性、稳定性和传递性等特征。③借词子系统的各要素与词汇子系统的其它各要素通过发生竞争、互补、复制和选择的方式达到维持词汇系统内的平衡状态。
在语言接触的动态过程中，某一词汇要素的消亡，会导致其他要素价值（词汇意义）的重新分配，这与自然生态中互相依存的各个生物链之间的关系是相似的。某些词的产生必会导致某些词的消亡，某些词的消亡也会导致某些词的产生；某类词的增加会有某类词的减少，某类词的减少也会促使某类词的增加。从语言的生态接触看借词，其存在产生、消亡、减缩、增殖等四种变化形态，处在运动中的语言系统，其目的在于维持各自词汇系统的平衡性。
四、日语借词的生态演变现象分析
本文以《人民日报》作为主要的考察材料，对于借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分析，并总结了汉语词汇的借词系统具有适应性借用演变、有序性借用演变、关联性借用演变、开放性借用演变、经济性借用演变、趋同性借用演变等基本借用演变的特征，我们从这“六个基本借用演变”阐释接触性演变是“如何发生”的。
“六个基本借用演变”符合人、语言、环境三要素的互动关系。从语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的内部因素起直接的主导作用，由接触引发语言内部各要素发生各种相互联系性的演变，如适应性借用演变、有序性借用演变、关联性借用演变；另一方面是人与环境发生互动产生的多种外部因素（如人们在借用和使用方面的态度）影响语言内部因素的发展变化，进而使得词语在借用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开放性借用演变、经济性借用演变、趋同性借用演变。
另外，基于“借词的生态属性”和词的音、形、义和文化等四点区分“六个基本借用演变”。具体区分如下所述：①适应性借用演变指借词进入新系统后，依据新系统的要求对自身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变以适应新系统的要求，主要是从词语的结构形式上发生借用演变，注重形式上的对应性改造。②有序性借用演变是借词的结构形式不变，主要从词语的表义功能上发生借用演变，即呈递进式，由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③关联性借用演变指通过互补、附带和增殖等方式，从借词的形、义和文化等方面，吸收其关联度紧密且有益于与汉语语言系统融合的某个部分，即呈扩散式，取借词中的某个语素与其它语素或词重组后构成新词或者一词多义。④开放性借用演变是借词具有较强的文化共存性和融合性特征，具有兼容性功能，即保留借词的原义，也根据汉字的本义引出新义或比喻义，并根据语言表达需求恰当使用。⑤经济性借用演变指在一个词汇系统中采用意译时不能完成的表达借用文化的意义，因此选择全音译或者半音译的形式，即用最精简的词架通两种语言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⑥趋同性借用演变表明某些事物是独一无二的，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一旦语言发生接触，就会使人们在表达上产生趋同的现象，通过借形和借音，选择最简洁易懂的词语（包括汉语拼音字母的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西文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与符号、数字混合构成的字母词）代指同一事物。
（一）适应性借用演变
适应性借用演变指借词进入新系统后，依据新系统的要求对自身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变以适应新系统的要求，主要是从词语的结构形式上发生借用演变，注重形式上的对应性改造。当日语的词汇进入汉语时，首先它的结构形式需要符合或受到汉语语言系统的改造，才能被接纳。例如，日语的“地下鉄”在进入汉语后变为“地铁”，显然是在现代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制约下被改造的结果，使它完全符合汉语词汇的整体结构。日语训读汉字词“手续”“取缔”“读物” 等词语在进入汉语后词形没有改变，但是读音是彻底改变了。由于日语训读汉字词使用的是符合日语语音系统的读音，他们与汉语本土的汉字读音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他们被借用到汉语后，需要被汉语语音彻底替代，音节数也被彻底改变。具体如表所示：
表1 日语借词的适应性借用演变
上表清楚显示，日语词进入汉语后读音和音节数都彻底被汉语词汇系统改造，加点的汉字由于与现代汉语的书写不同而被替代。字形上的替代主要有两种：（1）现代汉语的简化字对传统汉字的替代，如，企業—企业、積極—积极。（2）现代汉语简体字对日语简体字的替代，如，広告—广告 評価—评价。借词子系统的语音、词形等组成要素为了适应和生存，在词汇系统的制约下，分别发生了改变。总之，借词系统绝对不是一个个独立词的偶然堆积，而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且合乎规律的有机整体，即借词中有一类具有“适者生存”的功能特性。
（二）有序性借用演变
有序性借用演变指借词被借用到新的语言系统时，由于受借用语言系统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借形变义”的现象，根据其规律特征衍生出具有共同词义特点的新词。有序性表现为从借用字形或词形到改变字义或词义，再由类推等方式构造出包含该语素的新词。借词的各组成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和制约的关系是有规律的、有序的，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空间结构和功能行为等三个方面。而时间顺序是词汇被借入的时间先后顺序；空间结构是词形或构词要素的排列次序；功能行为是指借词的语义表达。
词形或构词要素的排列次序是表层结构，而词义则是深层结构。由于有些借词不符合汉语固有词语的音义结合的整体性规律，因此在进入汉语后借词的深层结构须发生变化。例如借词“暴走族”：
（1）该馆内布置了8张用牛皮、钓鱼绳等材料编织的吊床，这个吊床区对于世博园里的“暴走族”来说，可是难得的歇脚好去处。（《惬意吊床》引自《人民日报》2010-07-28）
（2）暴走族脚踏旅游鞋，头戴遮阳帽，手里提着水瓶，都有锻炼的架势。年轻的情侣，互相依偎着走；年过古稀的老夫老妻，互相搀扶着走；三五成群的亲朋好友，说说笑笑一起向前走。还有默默的独行者，大步流星目不斜视。在这里，专业暴走族随处可见，他们背着装有给养的背包，两手各握着根棍子，走起来脚下生风，提振着周围暴走族的士气。（《暴走族（旅游漫笔）》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05-01）
例中的“暴走族”（ぼうそうぞ）也叫“飞车党”“飙车帮”。因为“暴走族” 给日本的交通状况和社会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带有很浓的贬义色彩。然而“暴走族”被借用到汉语词汇系统后，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词义的贬义色彩，可谓是“借形变义”。由于“族”又如“追星族”“卡族”“爱车族”“打工族”等指一类或一群人，不具有浓厚的贬义色彩，而“暴走”中的“暴”与“暴饮暴食”中的“暴”是同义，指超过了某种程度。从汉字的字面意义给“暴走族” 赋予新的意义，指通过长途步行锻炼身体、结交朋友的一类人。
另外，如“族”“化”“主义”等词缀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其组词的顺序已经固化，多置于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后面构成新词，新词各自表达的意义需要由深层结构词义决定。
类推为词汇的有序性发展提供动力。所谓类推是指在语言的某种语法规则的影响下，其它规则向这种规则趋同的演变，也就是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几种不同的语法形式由于其中的一种形式的影响而统一起来的过程。（伍铁平，1993：58）语言类推规则的典型，表现在构词法中的派生法。
从日语借入大量的汉语借词的角度看，恰恰说明了汉语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优质特点。其中，早期的（从中国到日本）借出，后期的（从日本到中国）借入，主要以汉字形式为主线，贯穿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根据时代的需求，汉字被赋予新的意义，汉字与汉字相互搭配组合，从而构成代表新事物概念的词汇。因此，汉字日语词富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根据借词本身的意义采用保留原义、引申新义、借形变义的方式类推出新词。
（三）关联性借用演变
关联性借用演变指通过互补、附带和增殖等方式，从借词的形、音、义和文化等方面，吸收其关联度紧密且有益于与汉语语言系统融合的某个部分，即呈扩散式，取借词中的某个语素与其它语素或词重组后构成新词或者一词多义。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种种相互关系，如互补借用关系，附带借用关系，增殖借用关系。由于这些关系的存在可以促使词汇转用。从互补借用关系，附带借用关系，增殖借用关系等方面探讨借词系统内部的演变特点。
1.互补借用关系
互补借用关系指原本在汉语系统中存在的词语，被借用到日语后经过发展变化，汉语系统中缺乏的词义又重新被借用到汉语，使得汉语的词义出现泛化现象。两种语言系统相互影响，既可以是词义的互补借用，也可以是表达形式或表达意义上的互补借用。借词词义泛化[1]现象是互补关系的结果。日语中表示某个社会机构、组织单位的部门中的“部”，直接影响着汉语词汇意义的泛化。《汉语大词典》关于“部”字的诠释：
①总领；统率。②引申为部勒，约束。③部伍，部队。④军队等的领导机构或其所在地。⑤古时行政区域名。⑥衙署，有关主管部门。⑦引申为在某主管部门任职。⑧管辖，治理。⑨部署，安排布置。⑩派别，门派。⑪门类，类别。⑫部分，部位。⑬部落，由若干血缘相近的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⑭车盖的盖斗。⑮通“剖”。参见“部發”。⑯通“棓”。大杖。⑰量词。用于书籍、影片等。⑱量词。⑲量词。古白话作品中用于胡须等。⑳量词。用于机器或车辆。相当于“架”、“辆”。
日语词典《広辞苑》关于“部”的解释：
①分割、区分。如：昼の部；部分；部類。②（官厅、公司）组织上的机构，一般指“科”以上“局”以下的机构。如：総務部；本部。③会计用语。“部” 下面为“款·项”。④学校、公司中有共同爱好者组织的团体。如：野球部（棒球队）。⑤（书籍等的）部数：如：限定百部。
对照汉语和日语分别关于“部”字的解释，汉语关于“部”的意义比日语宽泛。《汉语大词典》的义项⑥和《広辞苑》的义项②意义较为一致，古汉语中“部” 所表示的“衙署”为级别较高的部门，属于朝廷内的机构，如“刑部”、“礼部”、“吏部”等。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被用作表示级别较高的组织机构，如国家级别的“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等，军队中的“政治部”、“后勤部”、“参谋部”等。
二十一世纪以来受《広辞苑》的义项④影响，现代汉语中“部”的用法开始泛化。日语中有“秘書部”“営業部”“広告部”“企画部”“財務部”“学生部”“女性部”等，而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公司、连学校也都纷纷出现了由“部”泛化的称呼，如“营业部”“销售部”“财务部”“秘书部”“总务部”“公关部”“广告部”“企画部”“学生部”“女生部”“俱乐部”等。
同“部”一样具有强构词功能的词语，及其所蕴含的日本文化意义也一并被汉语接纳、同化。
另外，汉语固有词汇和借词的搭配使用也是互补关系的体现，如：
（1）基础设施方面，青岛正在加快建设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的董家口港，青岛的空港已经成为面向日韩的门户机场，将开通直通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的航班。（《探索财富管理的中国模式》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2-20）
（2）12日是端午节，作为上海地铁公共文化宣传系列之一的传统历史文化推广活动，上海地铁首次打造了“‘艾’在地下铁”为主题的端午民俗文化专列，将五彩缕、挂蛋兜等儿时记忆重现眼前。（《重温传统享受端午》引自《人民日报》2013-06-13）
从国有制企业逐步迈向私有制时期，日本企业的进驻，中日合资企业的不断增设，这些为中日两种语言发生语言深层接触提供了条件。“词在语言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通过无数条线与其他词相联系。而且词义的变化往往正是为这些意义上的相互关系所制约。”（兹维金采夫，1981：47）如“部”体现在词义上的互补，而“空港”与“机场”虽然都表示飞机场的意思，但是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上和表达意义上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互补关系，完全符合汉语的习惯表达。
2.附带借用关系
附带关系是借词系统中关联性借用演变的特殊体现，由于借词中的某个语素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将此语素与其它语素组合构成新的词语。如“部”的附带现象，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或工作人员统称为“干部”，来源为日语的“幹部”，解释为：“①担任一定领导工作的人员。②担任公职的人员（士兵、勤杂人员等除外）。”（刘正埮、高明凯等，1984：113）其“部”的领导称为“部长”，由于身居地位之高，常常会使用“姓氏+部长”表示对某人的尊称，一直被视为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从表示级别较高的组织机构（如：外交部、教育部）到泛化成为一般的社会组织（如：营业部、总务部、俱乐部），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其特有权利和地位也已被淡化。受其影响，与之联系紧密的“干部”“部长”等词也发生了变化。“部长”的词义从专指级别较高的部门领导扩大到一般社会组织的头儿。这充分体现了汉语借词的附带扩展以及词义的附带扩散。
3.增殖借用关系
增殖借用关系是词语经过发展变化后，出现词义一生二或一生多的现象，即一词多义。显然是词汇内部的一种关系。以词义出现增殖现象为例，如“消化” 一词：
（1）“食物消化后的残渣在肠道通过粪便排出，体内器官的代谢废物主要是通过血液运输到肾脏通过尿排出，也有一部分通过呼吸排出。”钟凯指出，竹炭这么大的颗粒只会从消化道排出，不能被肠道吸收入体内。（《竹炭食品排毒不靠谱》引自《人民日报》2014-05-06）
（2）接触到不同层次的学生，也使杨杭军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阅历。“留学生的学习动机比较单纯，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语言。很多留学生的中文不流利，英文也不顺畅，所以在上课时我会尽量放慢语速，让他们有时间消化知识。”（《海归博士回国任教》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9-13）
（3）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当前通胀高烧难退的根源》引自《人民论坛》2011-07-22）
“消化一词，汉语原指口腔、食道、胃、肠等器官把事物变成养料的作用。日语用以比喻理解、吸收所学的知识。”（刘正埮等，1984：372）日语的词义进入汉语后，意义也可用于比喻自行安排人员、解决问题等。（1）的词义为消化系统消化食物，（2）的词义为理解、吸收所学的知识，（3）的词义为解决人员工作问题。这类词语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词义发展的结果是一生二或一生多，即一词多义。
（四）开放性借用演变
开放性借用演变是借词最显著的特点，具有兼容性功能，即保留借词的原义，也根据汉字的本义引出新义或比喻义，并根据语言需求恰当使用。当原有系统没有相应词语用于表达新引入的概念时，它会从另外一种语言借入使用，借音、借义、借形都开放性的表现。例如“新干线”一词借用前日语原义为“日本‘国铁’ 为提高主要干线的运输能力和实现高速化而铺设的高速线路。”（陈涛，1991）“为了使列车能以两百千米以上的时速行驶而新铺设的铁道线路。最初铺设的是东海道新干线，其次是山阳新干线。之后，也可用于指正在实施的或正在计划的事物”[2]（石森延男，昭和五十八：489）。
（1）“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1978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后有这样的感受。（《抓住“创新窗口”方能赢得未来（人民时评）》引自《人民日报》2013-11-07）
“新干线”借进后的意义为：“＜名＞原指新的铁路、公路主干线。比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最快消息。来自日语。”（亢世勇、刘海润，2004）由于受古今汉语的繁衍嬗变，语境的迁移，人们观念的推陈出新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种种变化。“新干线”是日本的高速铁路系统，因其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安全性较高而举世闻名。具有快速、安全、平稳、便捷等特点的“新干线”，进入汉语后在保存原义的基础上，更多采用了“最快消息”“最快通道”的引申义。
（2）道沿线主要城镇上，会发现这里有一条京津走廊高新技术发展带。”李朝兴说，“这里聚集了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滨海高新区、武清、宝坻、东丽、北辰等重点园区以及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他说，打造京津科技新干线，培育一批参与国际竞争的创新型领军者企业，将会有力辐射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两会行走》引自《人民日报》2014-03-13）
（3）被誉为“在日华人创业指路人”的创业新干线公司董事长陈建认为，创业者应该首先摆脱把自己当外国人看的心态。相比于能力和知识，亟须改变的是思维和意识。（《海外创业要唱“高调”》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12-04）
不仅在经济方面使用，而且在人的健康方面也有使用，如移动新干线、品牌新干线、棘手的癌症新干线、纽崔莱动力新干线——健康体验中心、健康新干线、医讯新干线等。
在实际的交际中，汉语中有与日本“新干线”相对应的“动车”或“高铁” 等高速铁路运输系统。为了更确切地表达，在汉语中涉及与“新干线”相关的用语时，一般不做相对应的翻译。借词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兼有两种语言词汇系统的特殊意义。由此可见，词汇系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极具有开放性的系统。适应性借用演变说明语言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必须不断与外环境进行物质交流，或者与外族语言发生接触，引进新的文化，不停地产生新的单位也不停地使旧的单位“死亡”。
（五）经济性借用演变
经济性借用演变指在一个词汇系统中采用意译时不能完成的表达借用文化的意义，因此选择全音译或者半音译的形式，即用最精简的词架通两种语言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有限的日语音译词借词则是经济性表达的代表。例如“卡拉ok”、“斯纳库”等词：
（1）长白山舰的坞舱里，可以打篮球、羽毛球，也有足够大的空间供跑步锻炼，还有健身房和棋牌娱乐室，可以唱卡拉OK，电脑房里可以上局域网。（《走近新型两栖登陆舰》引自《人民日报》2014-04-27）
（2）据警方调查，佐藤是在郭常颖打工的斯纳库酒店与郭认识的，两三个月后两人开始正式交往，从案发前几天起，佐藤就住在郭家，7日上午10点左右，他用手掐死了郭常颖。（《一留日女研究生被害》引自《江南时报》2006-01-28）
在语言的经济借用演变制约下，操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为了顺利达成交际直接借用外族语言的某些词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崇尚简洁方便的表达，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音译词的出现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汉字音译词” 就是其中之一。例如例句中的“卡拉ok”的日语原形词是“カラオケ”，“斯纳库”的日语原形是“スナツク”，指的是“休闲酒吧”义，还有“榻榻米”、“欧巴桑”、“卡哇伊”等为了满足交际需要而产生的生活词汇。无论是对说话人还是对听话人这都是最省力的。因为每个词都是建立在语音上的借用，词义上大致相近，完全符合传递信息和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脑力、体力付出的语言经济的两个要素。在经济性借用演变的影响下容易发生词汇混合使用。
（六）趋同性借用演变
趋同性借用演变表明某些事物是独一无二的，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一旦语言发生接触，就会使人们在表达上产生趋同的现象，采用最简洁易懂的词语（包括汉语拼音字母的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西文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与符号、数字混合构成的字母词）代指同一事物。借词的动态发展体现了语言的趋同借用演变，比如例句（1）（2）一些品牌的专有名词的使用。
（1）一盘60分钟的SONY或者TDK，可以复制20来首歌，歌名都抄好了，有的还帮你复印原版卡带的封面和歌词。［《不一样的凤飞飞（追忆年代）》引自《国际金融报》2012-02-24］
（2）吉利内部人士告诉记者，“GEELY”现在只是作为中国公司“吉利”的英文翻译，但是吉利希望未来“GEELY”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品牌名称，就像“GM”（通用）、“TOYOTA”（丰田）一样。（《吉利未来主推英文标识“GEELY”》引自《国际金融报》2011-07-21）
虽然各品牌性的词语都有符合汉语认知习惯的专有译名，但是在某些场合下还是要使用原品牌的标记符号。这主要因为借用来的词语，其形式的不同，也具有不同的信息传递效果。由于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了与世界各国相接轨，实施高效率“对话”，因此“SONY”（索尼）、“TOYOTA”（本田）等英文字母词在使用上呈现出趋同的现象。
由上述六种基本借用演变可知，“榻榻米”“甜不辣”“欧巴桑”“卡哇伊” 等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在汉语词汇系统中这类词的生命力较为有限，属于“昙花一现”性质的词汇。与“卡哇伊”之类“短命” 的借用词相比，“SONY”“TOYOTA”等专有名词则属于“长命”的借用词。具有相对“短命”和“长命”性质的两类借用词，也充分体现了借词系统的开放性借用演变和经济型借用演变。从“长命词”与“短命词”的对比可以看到，词汇系统的生态性正是人们日常生态的如实写照。生态系统内的每一种借用演变都在语言层面有所反应。可见生态系统与语言系统都不是自给自足的运动系统，彼此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我们理解为语言层面的具体表现正是对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具象反应。从语言接触理论视角来看，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具有自身的生态运作规律，我们应将语言接触的视野投向更为宽广的人类生存环境，在更高层面上去把握两系统所具有的同质元素与异象差异。
五、结语
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必是伴随着各个民族间的不断接触、不断融合，才使得人类文明五彩斑斓、文化异彩纷呈。而语言词汇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也便在各民族的不断交流中丰富与发展自己。我们描写的基点采用生态学视角，以语言接触理论为认识论解释了汉语中日语借词，及其演变机制。我们认为：（1）人们在交际时直接对词汇感知和使用的过程中，语言接触就存在于说话人之间和语言群体之间，即语言在人与人之间的使用中具有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2）汉语借词系统的“六个基本借用演变”：适应性借用演变、有序性借用演变、关联性借用演变、开放性借用演变、经济性借用演变、趋同性借用演变等。（3）语言生态学的接触观点能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词汇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以及语言间的借用演变关系。
借词系统作为词汇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且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系统。“六个基本借用演变”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借词的多样性、稳定性和传递性等扩散方式，也充分体现了为了借词子系统的各要素与词汇子系统的其它各要素主要通过发生竞争、互补、复制和选择的方式达到维持词汇系统内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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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小燕，郑通涛合作，本文曾载于《海外华文教育》，2016年第2期，第147—156页。）
【注释】
[1]词义泛化指的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原有词义特征的趋势下，不断地产生新的组合及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到自己的指称范围中来。
[2]原文：列車が時速二〇〇キロメートル以上で走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新しく建設された鉄道。東海道新幹線が最初で、次に山陽新幹線が作られた。その後、工事中の物、計画中のものもあ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