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不同时代而造成的不等模糊状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漂亮”可用于男女双方，可以是五官端正、秀气、魁梧义，但是在英国人看来，“漂亮”要用二个模糊词语来表示，男的用handsome；女的用beautiful，汉语的这一模糊词具有英语两个模糊词的价值。有时某语言的某一模糊词存在，但相对应的另一语言却不存在。英语中的uncle可以指：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而汉语却是泾渭分明，它们并不形成模糊集。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的语言界限就是人们世界的界限。沙夫是这样论述语言与民族思维模型的：“在一些给定的情况下（就一个社会集团及其活动而言），它们执行着交际的作用。这样的一些语言的形成是通过把适当的概念体系（apparatus）‘联结’到一个给定的模型上。这种‘联结’是一种确定的社会活动。”沙夫（1979：57）说明了语言与思维的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因而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心理结构就造成了不同的语言体系，又由于处于不同的环境，对事物理解的态度也不一样。有名的萨丕尔-沃夫假说就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子。比如，牲畜是奴厄尔部族（其语言属于尼洛语系）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语言中就有几百个词来描写牲畜的不同颜色（包括颜色所处的位置）、大小、品种、行为及价值、而汉语的“红马”却可指很多种在颜色上深浅不一的马匹，它形成颜色模糊词，而奴厄尔部族却不然。

这种由心理结构关系所制约的不同语言体系，还可进一步从某一民族的心理状况演化来得到证明，同一民族的心理在不同的共时平面，会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趋势，其外部表现是通过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更等来得到说明的。因而体现在语言中的这些模糊词语，就具有古今不等的价值。以汉语“黑”为例，古代同属这一集合的词有：黔、黛、黜、黳、默等一百多个词，但到了现代汉语，其分布却产生了极大变化，除少数几个词外，全都消失或转义了。如“黔”仅是贵州省别称而已，（其本义是先秦以前人民用黑巾覆头，因而又称“黔首”）：“黠”在今日仅是“液体小滴”之义，其古义“斑斑小黑”已失去其“黑”义，而剩下“点”义；“黜”在今日仅是罢免革除之意，其古义“下色也”即最次的颜色，取其排列最末之意而弃其“黑”义；只有“黛” 还保留有“黑”义。在古代中国，人们对颜色是异常讲究的，它与人们的地位身份有关，官服上的颜色是任何人都不能僭用的，因而颜色分类极多。而今天，这些讲究已成为不必要的了。

正因为语言是人们心理过程的反映，因而整个民族的思维发展过程都会在语言中找到证明。F.Waismann描写了这样的情况：“原来的词根是感性的、原始的、简洁有力的，但语词以细微的逐渐过渡离开了它，取得新的、有关的意义，然而只存在最遥远关系的意义中依然回荡着该词原有的余音，依然模糊地反映着最初感性印象的余影。”他进一步说明了产生模糊的过程：“我们细想一下‘傲慢’，这样一个词，这个词可以与不同逻辑类型的词联用，这就表明它有不同的用法。例如我们可以说一种傲慢的微笑，一种傲慢的声调，一张傲慢的脸，一副傲慢的神态，一种傲慢的举止，一个傲慢的人物，可见意义上的差别是有的。然而这些意义全都有联系——如说某人傲慢，我们的意思至少有一部分是指他有一张傲慢的脸或者有一种傲慢的举止等，所以说，这些意义互相渗透，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一种融合物，几种各具特色的自高自大在其中烟消云散了。” 一个模糊语词就这样产生了。同样，在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多义性，不定性，离奇古怪的暗示性和不可捉摸性，莫不与之有关。这就是历时因素及信息更换保留而造成的心理结构关系以及表达这种关系的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模糊性的又一原因。词义的变迁，尤其是一词多义、歧义、词义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思维印迹对客观刺激反映的累积结果，所以体现在某一语词中既有最古的意义又有最新的意义的现象，其实就是这一语词初义朝若干方向伸展的意义连续体的体现。它正是反映了时间因素所造成了某一民族心理结构关系的改变，这样堆积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语言的模糊现象。

总之，不同民族的心理体系是使语言成为不同类型的原因，也是造成这些语言中某些语词模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