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起源的二元说及羌人的东迁及扩散的关系

四、文字起源的二元说及羌人的东迁及扩散的关系

唐兰先生指出：“我们的上古史，目前虽尚模糊不明，但有许多理由可以说，从孔子诞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即夏初起，已有了历史的记载。”换句话说，唐兰先生认为在周朝之前，中国先人已能用文字来记载历史了。他列了七条理由来支持他的推断。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有两条：一是古本、纪本、世本以及史记中有系统的夏朝世系，年数以及有关史事的记载。二是称为春秋显学的孔子有称述尧、舜和禹的记载。这些记载，在无文字的时代如一般人公认的文字始于殷周的说法是完全不可能产生的。唐兰先生进一步推测夏朝文字与周朝文字的异同：“如果我的假定不错，那末，夏初的文字和商周决不相同，因为那是纯用象形意文字的时期。从古代文字变化的剧烈，周时人对商时文字已多误认，何况夏初。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书，可知别人不能读，但就虞夏书多伪误一层看来，周时认识古文字的学者，正不亚于汉代的经生。《山海经》里有好些地名，和周以后的古书歧异，恐怕也由于传译的关系”。（着重号笔者所加）唐兰先生的最后结论是：“在孔子诞前二千年，已有了完备的文字。这种较古文字的应用，一直到夏商之际，才逐渐衰落。”唐兰先生实际上推测了在上古时代（至少是夏代）存在着另一种文字系统，但其终结以周代的兴起而结束。唐兰先生没有继续再往下考据下去。也没有再在往后的论著中谈到为什么这种文字系统会在夏商之际衰落的原因。夏代之前有没有文字，自古以来一直是个谜，文献载有的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性的也很少。综合文史及民俗学的资料，我们可以说，上古时代确实存在着至少一种或者几种，（后文将谈及）特别的文字系统。其特征是以图画或象形象意为主的。笔者不敢说这种文字到周代便消失殆尽，因为一种文化系统的产物不可能在与另外一种不同社会文化系统（如夏与商）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杳无踪迹可寻。其必多或少在后兴的新文化系统中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商周时的甲金文，有时就表现为二种风格迥异的写法，一种酷似图形，另一种转为抽象。比如说，商代甲骨文的天字作或，商代金文的天字作或；商代甲骨文的大字作或，周代金文的大字作或；商代甲骨文人字作或，周代的金文作或。同一个婴字商代金文分别表现为二种不同的写法：一为“”（父乙盘）一为“”（亚壶）。两种字体表现为一繁一简的对照。又如像的甲骨文作（商器父乙簋），一作或。甲骨文的须字，既有写成（摭续一九〇页）也作（宁一·五〇〇页），又可写成（乙八七二）。古文字的研究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钩廊”和“填实”。不同字体是如此的复杂而不尽相同，难怪郭沫若错释为兄，而李孝定先生虽正确地“疑”之为须，但却未敢确定。这种不同风格的写法，恐怕是民族融合的一种痕迹吧？

汉字起源的非一元说早就有人提出，只不过仅就文字本身而论，杨建芳先生在《汉字起源二元说》一文中指出。仰韶文化中文字是以指事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字系统（从郭沫若之说），它应包括河南龙山文化（2515-2340B、C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晚期）（1625-1450B、C）以及马厂类型文化（2623-2255B、C）。图画文字系统（从唐兰之说）是以大汶口文化（3605-335B、C）为主其中应包括良渚文化（3310-2250B、C）、山东龙山文化（2240-2035B、C）商代中晚期文化如郑州二里冈遗址（1620-1595B、C）及安阳小屯村遗址（1290B、C）。杨氏认为郭唐二位关于汉字起源的时间与地点与碳-14测定的时间不符，不是商周时代的古文，而是汉初鲁共王毁孔子宅所得《壁中书》和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用的那一种古文字体。那种古文体有一部分收在《说文解字》中，字体跟商同时代的甲骨钟鼎文不同。而跟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铜器铭文字体却很相似。如买写成“”；“秋”写成“”；贷写成“”；梁写成“”。看起来特别古怪。他们不像甲金文，也不像大纂。可见，这种文体至少是某一民族专门使用的标志。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的政令就是针对当时各国文字的多源性而颁发的。

语言，民族史，人类学及考古的成果，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用的线索来解释羌族的东迁与扩散与上古文字系统的复杂性的关系。并且还可能解释“美从羊大而甘味”和美从羊人之说的争论的起源，以及味觉或视觉的愉悦性是否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审美意识问题。

夏、商、周三个朝代分别代表了古代三大民族盛衰兴亡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夏商周所代表的三代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夏人，殷人，周人这些大族周围，都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交错而居。”周谷城认为“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中华民族就是融合了这些民族后才形成。唐兰先生认为在商周甲骨文之前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古老的文字系统，与史实是相符的。（可能不止一种！）这种文字产生的可能性有以下几条根据。

在殷商时代，就有大量的羌人东迁入当时的中原地带，与当时的商政权有过无数次的战争，这从甲骨文上的记载可以看到。甲骨文中屡有讨伐羌人的记载，如北羌及马羌。有陪葬，捕获，抓住及追击羌人的记载，也有加封为羌伯的记录。这些事实都证明西北羌族与当时殷商王朝的密切关系。早于殷商即在新石器时代，文字大约就产生了。郭沫若先生说过：“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彩陶上已有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无独有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据碳原子测定第四层橡子的树轮定为距今6725±140年。其中出土的陶器有拍印绳纹及由圈点和线条组成的图案的刻划符号甚至书写的笔，也在仰韶时期就有了。陶器优美风格使潘天寿认为“吾国最早之毛笔画始见于新石器时代之彩陶。此种彩色陶器，用黑色线条绘成，运线长，水分饱，线条流动圆润，粗细随意，点画之落笔与收笔处，每见有蚕头鼠尾，且有屋漏痕意致，证其为毛笔所绘无疑。”有笔当然就会有文字了。

西安半坡的发掘资料表明，半坡的彩陶几乎囊括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用各种直线、波线和拆线构成的几何纹。据统计，其基本纹饰有宽带纹，竖条纹，三角纹，斜线纹，园点波折纹和月牙纹，并以此幻变为三十八种图案。

中国陶器制作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早，距今九千年左右就开始了。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仙人洞和桂林市甑皮岩遗迹就出土了这一时期的陶器碎片。众所周知，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石器时代”就是以陶器的出现为序幕的。这种划时代的标志不仅是生活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人类智慧及技能的进一步提高，它体现为人类已懂得了利用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的一种创造性的行为，而文字是这一创造过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唐兰先生的推测，即中国文字的产生在一万年左右的说法是有考古学上的根据的。史书上的记载也证实文字系统必定与新石器时代的标志——陶器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周易》“卦”“爻” 中有大量工事记载。关于远古圣人从事陶器制作的记载尤多。《逸周书》：“神农作瓦器”；《史记·五帝本记》：“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寙，作什器于寿邱”。相传黄帝时就有专管陶器制作的机构及官员，《吕氏春秋》“黄帝有陶正”之说，殷周之世，都继续这一制度。《礼记·曲记》载殷制：“天子六工，典制六材，陶旊之工，曰土工。”这些记载，早于殷商以前，不能单凭口说相传而存在。因为这种制度描绘的系统性及条理性，无法使人怀疑在夏代之前，没有一种文字记载，能使得这些叙述得以保存。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找不到早于现行文字的另一个系统，也就是如唐兰先生或郭沫若先生所推测的上古有着另一种文字系统的话，我们就不能草率地下结论，说‘羊大则美从甘”是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意识。因为，中国人的最早祖先未必是以羊肉为第一主食，而且也未必认为羊肉是最美好的食物。最近在山东邹平县一座四千二百年历史的古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刻有至少十一个文字的陶片，据说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目前为止，古文字学家还未能解读这些文字，该陶片为一陶盆底部的残片，文字大小均匀，笔道仔细，字体多为连笔体，与甲骨文差别较大。北大考古教授严文明根据文字上的盘身翘首，认为与古书上所载的与修蛇部落有关。据说，此发现可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上溯一千年。这一出土陶片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中国的文字起源绝对不是单一的，中国文字的起源也远远早于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殷周甲骨文体系。

夏代之前是否有文字这一问题是解决文字学上的这种种的猜想以及是解开上古传说的钥匙。有趣的是，夏代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文字材料遗留下来。我们今日历见的数以万计的甲骨文（连同金文），最早的仅为商代。在这数以万计的甲骨文中，连一点有关夏代的记载也没有，甚至见不到“夏”字。郭沫若认为夏之后的商代天文学相当成熟，那时一年已分成了十二个月，甲骨文中仅有“春”与“秋”而无“夏”“冬”。因此，其认为商代只分春秋两季。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夏族难道是属于讲阿尔泰语的民族？禹又称为夏后代。唐善纯认为，禹是戎狄人，是讲阿尔泰语的匈奴人祖先。《晋书·载记》引刘元海曰：“大禹出于西戎”。《史记·六国表》注引皇甫谧曰：孟轲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如果禹是西夷人，那么夏代无汉文字记载的现象多少可以得到解释。中国历史上反复重演的阿尔泰各民族入主中原的事实以及语言学中的一些“活化石”证明，夏代很可能是一个非汉藏语系民族而建立的国家。四十年前提出夏族非汉族说法的大概只有罗香林，罗香林认为，今日所谓的古代“百越”民族，应包括东鳀，扬越，西欧，腾越，滇越以及越棠及掸国（见之于古书）其分布地区除中国现西南一带还应包括越南，老挝，泰国及缅甸。他认为“百越”是源出夏族。提出百越语不同于汉语的不乏其人。但是没有人将百越这种特殊语言上溯到夏代，更没有将百越的作用上升到组成中华民族重要族源的这一高度上来。林惠祥大约应算第一人。中国历代字书辞书没有提到匈奴或夏代的语言文字，但是零零星星地记载了不少百越的语言。扬雄的《方言》曾指出吴越语言汉语的不同，如称爱为“怜职”，热为“照火段”（卷七）。《越绝书》曾记越人称船为“领虚”（卷三）等。

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说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大一统思想，不愿也不想面对这种事实而已。我们上古史的研究尤其自西周以下的历史记载，都坚持一种以中原正宗民族的态度去对待与夷、羌、蛮等所谓的“四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殊不知这所谓中原大族正是由这些民族构成的。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源于多元的说法恐怕要首推梁启超，他在1906年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说：“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如“苗蛮”“百越”“百濮”等其他“中国民族”，“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中国者”。其次应算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林在此书中将华夏、东夷、荆吴以及百越并为汉族的来源。徐旭生（1943年）随后提出中国的古代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的最后斗争融合为今日的汉人。他说：“我们常常自称为‘炎黄’裔胄，其实这个词不能代表我们，必须说是羲、皞、炎、黄裔胄，才可以代表我们全体老汉族（今日汉族混杂了很多族是很清楚的）。”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历史，考古以及民俗学的材料已经证明了，汉族是一个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就以上关系羊大则美为甘是中国人（汉族）的最原始审美意识一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就现有的材料来说，融入汉族中的一些民族至少不会认为大羊是最美好的食物。比如说，融入汉族中的百越或荆楚。其祖先是以鱼类及贝壳类动物为其主食的。如《周书·王会解》载：“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类。姑于越纳，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他们不仅美于海产而且美于蛇肉。这些沿海岛屿之国，一定会觉得鱼甚至蛇的味道比羊肉好。即使是以黄帝为祖先的周代民族，最优美的食物恐怕也未必是羊肉。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解释祭祀社稷时的所谓“太（大）牢” 时是以牛为最高级和上等的食物而不是羊：“序五性之先后贵贱：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徐铉等在注羊大为美时征用的一条很重要的根据是羊肉是六畜中最重要的主食：“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清王筠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羊在六畜中主给膳的这一问题：“许意盖在羞字从羊而言，天官膳，夫膳用六牲，自此以下五职，言膳羞者五，言蔫羞、好羞、庶羞各一，文曰羞用百有二十品、又曰百羞、凡食品皆以羞统一，是羊大膳主，故字不从牛犬等字而从羊也。”这种解释是有点循环论证的味道，美之所以从羊，是因为羞字也从羊，而羞字是因为古籍中曾指出古代百多种食品皆以羞统称。所以美从羊大而味甘。但是王筠没有提到的是古代的所谓“牲”（即祭祀及食用的家畜）是牛而不是羊。《周礼正义》：“六畜，亡牲也。始养之曰畜，将用之曰牲”。《正字通》：“牲，祭天地宗庙之牛，完全曰牲”。《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牛卜日曰牲”。杜顶注：“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也”。《谷梁传·哀公八羊》：“全曰牲，伤曰牛”。甚至《说文解字》也注曰：“牲，牛完全”。难怪古代王诸天子的宴会必定要有牛，士大夫阶层只配食羊。如依许慎等人之见，最好的食物倒留给士大夫而不是天子诸侯，这是于理不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在周代（以羌人后代而建立起来的王朝）羊也未必是最美味的食物。

古气象学表明，商周以前的中原地区具有接近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殷墟，大部分时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了3—5℃”冬季罕见冰雪。当时河南殷墟一带属于亚热带型气候。这种气候至少可由出土的三种动物骨骼为证。第一是属于亚热带动物的鳄鱼骨及鳄鱼骨板在中原一带的化石异常丰富。如山东兖州王国遗址及泰安大汶口墓地，都发现了大量的鳄鱼板。如大汶口墓地10号墓内，发现了84枚鳄骨板，分成两堆放在靠近墓角处。龙山文化也发现过类似的鳄鱼板。如泗水尹家城一座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中，曾发现鳄鱼板四十余枚，并且还有鳄鱼皮的遗迹。众所周知，鳄鱼是热带动物，以今日河南山东的气候而言，是不会有鳄鱼存在的。由此可证，上古中原气候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这种气候适宜于鳄鱼的生存。

其次，甲骨文中屡有捕象的记录，如殷墟出土龟甲卜辞中有一条记载：“今夕共雨，获象”并且出土的象骨制品也很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乌朝阳牙雕、乌形象牙圆雕及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59号墓出土的象牙雕筒。此外还有大量的象牙雕品如象牙镯，象牙梳及象牙琮等等装饰品。这些文物都有力地证明了上古中原地带有过大量的象群存在。如同鳄鱼一样，象也是热带亚热带气候的产物。最有趣的是今日陕西蓝田遗址也发现了东方剑齿象的化石，此处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代北方领土，曾经是有过如今日热带地区一样的生态环境，而以今日陕西山东一带而言，冰山雪地酷冷严寒的气候，象及鳄鱼的生存无疑是一则神话。

最后，河姆渡文化中最普遍发现的二种兽骨是猪与狗，而不是羊。此外还有大量的鱼类及软体动物遗骨，笔者不敢断定羊是上古时候中华民族最为喜爱的食物，但是可以断定，猪狗尤其是狗在上古人的食谱中的比重决不亚于羊。如古之“厌”字（厭，古字为猒）从甘从肉从犬。本义可释为甘吃犬肉至于腹饱之意。吃犬肉以为甘而至于饱，则狗肉必定是古人日常的食物，可见其普通性并不亚于羊。此风俗到汉代依然十分盛行：《史记》载樊哙为屠狗出身，刺杀秦王未遂的大名鼎鼎荆轲及悲歌击筑的高渐离皆市上屠狗之流。连祭祀敬祖先，也都用犬。《说文》献字下云：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史书记载过越王勾践刺激人口增长鼓励生小孩，生男孩给“二壶酒，一犬”，生女孩却只有“二壶酒，豚”充分体现奖赏弱重之分。凡此种种，都足可证明古人视犬肉为日常食物中的上品。

以上几条材料仅想说明，上古中原地带气候异常炎热，是近于热带及亚热带气候。而羊是温带动物，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是以热带及亚热带气候的产物，而羊并不可能是这一气温条件下的产物，更不可能是古代先民认为最美好的食物。从现存字形而推溯其上古源流，有一个需要十分谨慎而严肃的问题就是必须结合民族的历史及传统来考察，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合乎历史。若单单以现存的形义去套上古的源义，其结论往往会不科学而且会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