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词语的使用——词汇手段的充分调动

台湾方言是闽南方言中的一种次方言。闽南方言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成分。有人曾开玩笑地说过，闽南方言是“五千年前的古汉语”。《隔壁亲家》中用的方法中包含了一些古汉语成分，如将“人”称“农”，将“嘴”叫“啄”，“儿子”叫“囝”，斥责儿子时称“崽”，将“脚”称“骸”。这些古汉语词汇，分别在《庄子·让王》《左·昭四年》《青箱杂记》《博雅》《尔雅·释兽》等古典文献中可找到，如今又在《隔壁亲家》中出现了。例如，石龙伯说：“大家都说水底案是个歹所在，我却一住就住了六十年。”“歹所在”，坏的处所之义，是“坏地之所在”的省略。“歹”古义是“坏”，现在普通话中已为“坏”所替代，但仍可见到它的痕迹。如“歹人”、“不识好歹”中的“歹”，都是“坏”的意思。“所在之处”普通话中常有应用，但已没有“歹所在”这类古汉语省略的用法了。又如，石龙伯很气愤地说：“我生三个后生竟不如粗皮雄仔生三个查某囝。”“后生”即儿子，“查某囝”即女儿。“后生”为“儿子”之用法可上溯到诗经时代：“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荀子大略》：“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国语·周语》：“其君必无后”，注曰：“后者谓子孙也”。女儿被称为“查某囝”，在唐代就广泛地使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囝：九绊切，闽人呼儿曰囝。《青箱杂记》：“唐取闽子为宦官，顾况有《哀囝诗》。”今天普通话中的“后生”已转义为年轻人之义了。但闽南泉州、漳州一带仍然以“后生”来称呼儿子。还如，“因为石龙伯的房屋和粗皮雄仔的新楼房距离最近，一点参商的余地都不留。”“参商”，商量之意也。本应写为“参详”，廖蕾夫以同音借代的方法用“商”代替“详”。参：权衡量三等为参。《汉书律麻书上》：“立则见其参于前也。”“详”，“似羊切，审也，论也，提也。”“参详”一词见于《五代会要》：“工朴上疏，口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调品八音，宣示古今。”

《隔壁亲家》中，将喂牛说为“饲牛”，第几人称的你说为“妳”，走路讲成“行路”，站立说成“徛”。它们也都是古汉语词汇的保留。《说文解字》：饲，粮也。《东方朔七谏》：“子推自剖而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按：谓介子推从晋文公出亡，割股肉以饲文公也。也通作食。在《晋书五荟传》也可见到：“以私米作粥以饲饿者”。古汉语及台湾方言中，饲是“喂”“养”之意，并作为动词来用。但在普通话中，它已为“喂”所取代，但不单独作动词，只充当一般词素，如可组成“饲料”“饲养”。又如“徛”，《说文解字》：举足以渡也。《广韵》渠徛切，音枝，立也。东汉及宋代的一些辞书韵书证实了“饲”是当时的常用词。“徛”等词在普通话中己经消失，“饲”还在使用，但其作用已大大缩小了。

语言词汇是历代交际使用结果的堆积，符合语言系统要求的词汇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了。语言同时又处于一种立体交叉的网络系统中，每一个词汇如同鱼网中的一个“眼”一样，不同语言就是不同的系统，即使二者关系密切（如普通话和台湾方言），也不可能有一一对应的词，这是因为不同语言系统对同一个词的制约关系不同，所谓的“结构主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普通话与台湾乡土作品的方言词其有不同的价值，也是因为各自体现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的程度不同。如《隔壁亲家》中有一个词“落囝坑”（喻指儿女众多而为之拖累）中的“落”，一般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下”。如落班——下班，落雨——下雨，落厂——下厂，但不能说落囝坑——下囝坑。我们说“落”相等于“下”，是因为这四对关系中三对也是相同的，另一对“左别性”的关系使它们形成不同的价值。由于廖蕾夫使用了“落”这一词，较之普通话的表达，多了一层意义。作品中数次提到的“楼仔厝”，也是普通话极难状述的。因为它是北方地区所没有的楼房式样。台湾农村中，一些农舍与闽南一样，屋脊双头翘起，两边如燕尾一样分叉向天刺起，熟悉“楼仔厝”方言的人们脑中就很准确地浮现出这种古式的二层楼房的式样。倘若用“二层楼”来代替它，其产生的心理表象就完全不同了。乡土作品多数取材于台湾农村生活，运用方言古词语，一方面丰富了词汇的表达手段，另一方面也形象地表现出农村生图象、人物言行。台湾学者张汉良说：“为了使文字生动，使意象鲜明，作者必须创新，创新有两种可能，一是使用古字或废字，例如以‘鱻’代‘鲜’，藉以恢复文字逐渐丧失的意义，与意象原始的鲜明感……一种创新方法，就是字面上所谓的作者创造新字、新词汇、新意象语。”

西方古典作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诗学》一书中说过：“风格美在于清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这种使用奇字的作用，在乡上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