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生关系

在生物学中，达尔文描绘了许多有趣的相关特征。比如说，只要动物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后脑骨与第一节脊椎骨是用两个骨头来联结的，它们必定用乳腺来养幼子的；凡是偶蹄哺乳动物一定有复杂的反刍的胃；蓝眼睛的白猫一定是耳聋的。动物的机体系统是这样，语言也有这种类似的相关特征（我们称之为共生关系）。比如说，在多数语言中，凡有双唇鼻音m音的，必定有双唇清塞音P；同样，凡有舌尖中鼻音n的，必定有舌尖音t。亚格布逊（R·Jakobson）曾指出：“任何语言假如有塞音及塞擦音对立系统，那么一定有擦音。如有/t/—/d/，一定有/s/类的语音。他还说：“据我所知，没有一种语言会对/t/—/d/成对的语言增加浊送气音/dh/而不须带有它相对送气清音/th/，但是/t/—/d/—/th/时常出现，而不带有比较少见的/dh/，这种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以此批评了印欧语构拟时的主观做法，认为“关于原始印欧语有/t/—/d/—/dh/三个音位的说法”有问题。因为它不符合语言类型学的共性，不符合这种共生关系。此外，凡有成对的浊音—清音，送气音—非送气音的语言，都有一个/h/音位。

在语法方面，也有许多体现共生关系的例子。例如，一种语言如果有人称—数的范畴或性的范畴，那么它总有时—式的范畴。又如，一种语言如果在第一人称上有性的区别，那么第二、三人称上也总不例外。这些相关性特征，就我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来说，一般是能够成立的。汉语第一人称“我”无性的区别，第二、三人称“你”“他”莫不皆然，（“她”是文学上受外语影响的区别）Green berg在提出这些相关的语法现象时，选用了英语、挪威语、希腊语、约鲁巴语、宗盖语、日语、印地语等亚、非、拉、欧三十种语言进行归纳。他没有选用汉语及其方言，但是他的结论却颇符合汉语及其方言的实际情况。这对这种共生关系理论的论证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英国语言学家Palmer调查了九十八种语言后，证实词义中也存在着一种类似逻辑学上蕴涵关系的共生关系：如果某种语言有某一种颜色词，背定还会有另外一些颜色词，简单图示如下：

符号“＜”指：有右边一个颜色词的必定也具有左边所有的颜色词。如，汉语中有“蓝”色这个词，那么它必定有“绿、黄、红、白、黑”这些词。

其余的例子还有，如一种语言如果有圆唇化的前元音（如汉语的/y/），则必然有圆唇化的后元音（如汉语的/u/或/o/）。反之，则不一定能成立。分析中外许多语言的例子，都可以证明这条规律的可靠性。我们从语言的这一共生关系出发，来考察诸家的古音构拟工作。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将上古音浊音声母拟成送气音。如定母拟为〔d'〕，群母拟为〔g'〕等，但是为了照顾喻四（以母）等的来源问题，偏偏单独拟了一个不送气浊音〔d〕，作为与定母〔d'〕相配的相对不送气浊音。从语言的相关性出发，可以认为没有相对的不送气音，就不可能有送气音。送气音不送气是一对互相依存着的矛盾，无此则必无彼。没有浊音不送气，决不可能有浊音送气。其次，从体系性原则出发，决不可能单单舌音有浊音送气不送气之对立，而其余的牙、齿，唇音浊音都无送气与不送气之分，这是不可能的。董同龢先生构拟了两组浊音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即舌尖音为t-t'及d-d'舌根音为k-k'及g-g'。史存直先生将浊声母全都拟成送气音。李荣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古浊音声母为不送气音。如并、定、群三母应为〔b〕、〔d〕、〔g〕。特别是在他分析了梵文字母对音，龙州僮语汉语借字以及吴语、客家话、湖北方言等许多种方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却大有功败垂成之憾。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承认汉语诸方言是源自于共同一种母语的话（多数人事实上承认的），那么这种上古音的构拟则必须能解释方言之间的分歧。如果说古全浊声母是送气的，如王力、董同龢先生之说，那么如何解释湘方言如零陵地区及龙州僮语汉语借字读为不送气的现象？同样，假如如李荣先生所说定为不送气，那又如何解释客家话、或湖北通城一带的今读清音送气现象呢？这两种现象决不可能对立存在于汉语的共同母语之中。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上古浊音声母不存在着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可送气也可不送气。这种证明可在现代吴语及闽南话中找到。在中古，头与投是同音字，（流摄一等平声侯韵定母），但闽南话说“投机”为〔stau—kic〕，说“头壳”为〔sthau—khab〕。参考这种同源不同读的例子就可得出同音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条件下会有不同变化的互不矛盾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