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交叉关系

我们在上面讲到了语言单位间的交叉关系，我们在这里主要讲属于不同次系统的语音、词义、语法三大平面的互相制约的交叉关系。清代语文学家其实早就注意到这种关系。戴震说：“故训音声，相为表里”。“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音，以义正之。”段玉裁说：“音生于义，义着于形。圣人之造宇，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他们都是从音、义及形的联系来看待语言现象的。

这种交义关系表现为，语言单位不仅在属于同一范畴内互相联系和制约，而且往往越出一定的范畴，造成不同次系统的交叉制约关系。如语音与语法互相联系，语音与词义的互相制约等等。比如，普通话中的轻声，往往与意义及语法有关联。“本事”后一字念去声，是指一个故事的本来内容，而读轻声则为本领的意思。“等等”后一个字读上声，是诸如此类之意；读轻声则为等一下的意思。“地道”后一个字读去声是地下道的意思；而读轻声为货真价实之意，这类例子很多。林焘先生说：“研究一个语言的句法结构，主要是从词和词义间的结构关系入手，这种结构关系有时能从语音现象中（包括语音的停顿、高低、轻重等）反映出来。少数的句子，如果不考虑它的语音特点，甚至就无法分析它的句法结构。”如“三加四乘五”，停顿念成三，加四，乘五，得数为35，其中“三加四”被划成主语，“乘五”是谓语；如念成“三，加，四乘五”，得数是23，其中三是主语，“加四乘五”是谓语，谓语中“四乘五”是宾语。句法结构词义都被语音上停顿所决定了。

布龙菲尔（L·Bloomfietd）很早以前就提到过，英语里two plus three times five plus four（二加三乘五加四）会因语音上停顿造成句法和意义的不同，它的得数可以是45、21、29等等。

方言中情况也一样，连续变调在闽南方言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单个声调到了口语的连读中几乎都发生变化。其原因在于口语中音流的语法分段问题。如厦门话中变调不仅是语音现象，更主要的是语法现象。只要语法需要，声调就可以发生变化。“东〔taŋ〕44”——东山〔taŋ22 suā44〕；逐tak4——遂曰tak21 dit4，变调也不依前后音节而转移。如以山作为前一构词词素的下列词：山西、山场、山顶、山路、山隙、山石等七个词，其后一词素西、场、顶、势、路、隙、石的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但山的调值要由suā44变为22。变与不变完全取决于声调单位的语法划分问题。变调必须在一个声调单位里才能发生。一个句子可以容纳几个声调单位，有时只有一个声调单位。它又可为本调音节与变调音节，本调音节不变在后，而变调音节在前。一个声调单位只能有一个（必须有一个）本调单位。句子中的主谓语分界可以是声调单位的分界，如后日担淡薄au_|·d（z）it_|/ta|/tam_|·poρ_|（后天挑一点点）。“日”与“薄”读轻声，“后、担、淡”的调值都不变。原因：读轻声的“后日”是“后天”不是将来，“担”是及物动词，自成单位，故重读。“淡薄”属于未然形，所以要轻读。可见，语音现象和语法构造是紧紧相关的。

按系统论规则，上述这七种系统之中相互关系都可称之为直接关系（又叫直关系），即各组单位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萨多夫斯基说：（В·Н·С аповский）“联系不仅表现为一种关系，而是关系的某一集合，其中谙元素可以直接地，笫一个与第二个相联系，也可以是间接地，通过它们与其他元素相联系。元素间的间接联系用图形表示为从起始元素到最终元素的连续的单方向联系链。” 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旁联系”的关系，将在下面章节中谈到。大家知道，语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仅指明这个系统中有什么单位是不够的还必须指出，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才能清楚地说明这个系统的真正面貌。

最后，我们从系统的复杂性来解释语言规律的局限性。新语法学派认为，语言规律仅是对过去语言现象的解释，它不能代表语言的将来。比如我们无法测定汉语zh、ch、sh，足否会与z、c、s合并起来一样。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部份。因为语言一个非可控系统，它不象经济或机械系统，可用反馈手段来加以控制。从系统论观点看，这一根本的原因是语言系统的变异度非常之大，系统越复杂，其变异度就越大，变异度可解释为变化的范围。比如，仅由5个音位组成的语言，其变异度可达10个，即有10种变化的可能。如果同样是5个音位组成，其间联系是双向的（上一例是单向的），那么其变异度就有20种可能性。假如再加上旁联系，那么其变异度可达（24）5=220种可能状态。变异度达220=1048576种。以闽南方言为例，即使不算韵母对声母的影响，其十五个声母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变异度可达（214）5=270种可能状态，无怪乎少有人能预测出语言将来变化的规则。

当然，这种变化难测性是相对的。因为还必须扣掉相当数量的语言联系的不合乎社会约定俗成的部分。此外，国外所创立的“语言年代学”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如Rhys通过对包括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十三种印欧语言的辅音进行统计，认为二千多年来，舌尖音N在十三种语言里保持不变；双唇鼻音M变化得较慢，在十一种半语言中得到保存。其余依次为：NG在十一种语言、T在九种语言……G在六种语言中保持不变。这些语言的共性，对我们构拟古音系有较大的参考价值。Rhys在统计时没有包括汉语，但他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汉语。如上古舌音端母（t）及匣母（g）都有过弱化分化的现象，而以匣母变化为最大：“它本是舌根浊塞音g，其强化形式到中古变读为浊擦音/h/而与清擦音/h/相配。其弱化形式却变为带有腭化性质的“群”母/ki/，在中古，它只出现在三等中，而其另一部分（合口）又演变为“云”母。这种结论与印欧语的共性是何等的相似！

尽管如此，语言的变化无端却是人所共料的，因为它的多种单位及造成的多种联系使得语言成为极其复杂的系统，变异度大而使人有时感到无所适从。但随着计算机、信息论、控制论的引入，我们相信，这种“神秘”将有被解除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