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一 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时代机遇与历史责任
王国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中医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这是自1982年我国“传统医药”写入宪法起，历经改革开放，在中医药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上，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中医药法》，开启了依法发展中医药的新征程。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阐述了“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新时期中医药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另外，还建立了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对中医药事业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201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这是我国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向世界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医药，宣示了中国政府坚定发展中医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还先后印发了《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推动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屠呦呦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代表，中医药学和中医药事业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向振兴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在本地区的振兴与发展。可以说，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实践深度、影响广度前所未有，正在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健康中国以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系列丛书，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下达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组织实施；也是在课题领导小组直接指导下，由《光明日报》原总编辑、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苟天林同志牵头，课题组同志共同参与、分工落实的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工作。我当时担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认为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我很荣幸应邀作为课题的总顾问并参与了这项工作。
2015年5月，课题开题时，我作为课题的参与者和总顾问，谈了对这个课题的认识和要求；强调了课题的组织实施一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一定要坚持紧密联系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和临床实践，并且要回答好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是唯一传承不断、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成果。中医药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我们要以总书记的论述为指导，将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阐述清楚。在对中医药学的研究中，有道、法、术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很重要。但在当前，在这个课题中，道的层面最重要，更要注意从道的层面把两者的关系理清楚。这样，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述，才能深刻认识“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才能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广阔视野中认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
二是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医药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对中医药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出中医药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包含着对中医药规律性的认识。回答好这个问题，是厘清中医药与中华文明关系的前提，是说明中医药独特优势的关键。这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认真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明确工作着力点，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
三是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医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与中医药的基本理念、文化内涵、医德思想都是一致的。自古以来，中医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为治国理政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也为人们的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是时代的客观要求。所以，如何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挖掘阐述中医药文化，把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努力实现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
——节选自《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系列丛书前言
（作者为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