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偏救弊的温补学说

多数学者认为，金元以来，医家们为了指导临床实践，不断以“补偏救弊”的方式开展学术争鸣，“新说—时弊—补救—新说”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历史规律。清代医家在批判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的同时，重新回归到经典，提出了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来指导临床实践，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和内涵，对于纠正温补流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反观张景岳所提出的温补学说，可发现他也只是这历史规律中的一个“补救”角色。

宋代，《局方》盛行，医家不思辨证，恣投温燥成风。此类方剂久服造成了伤阴、耗液、助火的不良后果。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等都围绕“水善火恶”提出各自的学说来应对这一局面，四家之学广为流传，尤以丹溪为最。朱丹溪从学于罗知悌，罗氏其学宗法刘完素，旁通于张子和、李东垣二家之说。丹溪深得其传，并加以发挥，其学到明代仍为医家所宗，王履、戴元礼、王纶、汪机等都是丹溪学派的继承者。部分医家承前遗风，“得其所详，忽其所略”，偏执“阴虚火旺、相火妄动”“六气皆从火化”等理论，治病不察寒热虚实，一切皆用寒凉，渐成时弊。正如《景岳全书》卷之一载：“曩自刘河间出，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伐此阳气，其害已甚……而丹溪复出，又立阴虚火动之论，制补阴、大补等丸，俱以黄柏、知母为君……夫先受其害者，既去而不返；后习而用者，犹迷而不悟。”于是，医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温补学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张景岳认为“欲清其流，必澄其源”，于是开展了对刘、朱之说的批评。张景岳在《大宝论》中，从“形气之辨”“寒热之辨”“水火之辨”论证了“阴以阳为主”，所以阳非有余，只能“日虑其亏”。并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强调真阳对于人的可贵。治疗上，张景岳惯用熟地，故人称“张熟地”，以人参、熟地黄、大黄、附子为药中四维，更推参、熟为良相，黄、附为良将；将八味丸改为右归丸，除去丹、泽之渗泻，纯用温补。

张景岳身处尊古崇经的时代，为了纠偏，为了“成家立说”，采用了矫枉不得不过正的方式，笔者认为，后世医家当对其秉持“理解之同情”。同时，张氏之说也并不是绝对化的，断章取义难免产生流弊。在“新方八阵”和“古方八阵”中，分列了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个部分，有温补，亦有寒凉，可见张氏并没有偏温补而废寒凉。张景岳中年以后，在医疗实践中逐渐体会到了真阴的重要性。如他在《景岳全书》中所载：“凡物之死生之本，由乎阳气，顾今人之病阴虚者，十常八九，又何谓哉？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阴阳二者互根互用，物生于阳而成于阴，阳不可以无阴，阴不可以无阳。在《景岳全书》卷五十《补略》中，张氏说：“凡阳虚多寒者，宜补以甘温，而清润之品非所宜；阴虚多热者，宜补以甘凉，而辛燥之类不可用。”在治疗上重用温补的同时，又强调补阴。温补之剂的使用也有其适用范围，建立在谨守病机，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