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对抑郁证在中医归属上的贡献

张景岳对抑郁证在中医归属上的贡献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定义上的贡献，更系统地定义了情志之郁；二是分类上的贡献，明确地将情志之郁与五郁区分开来。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郁证》的论情志三郁证治篇中说到，忧郁者的症候为“戚戚悠悠”“精气但有消索”“神志不振”等，都是情绪低落、悲观消沉的虚证表现，这与抑郁证的临床表现是一致的。在病性上，他将忧郁证定性为“全属大虚，本无实邪”，补充了郁证虚证的空白。另外，他从治疗上分析了情志之郁的分类和治疗之法，其中最为不同的是在于虚证治法的补充。如怒郁虚者，治以大营煎、归脾丸；思郁虚者，治以寿脾煎、七福饮等；忧郁者可予以六君子汤、五福饮等。

郁，滞而不通之意。凡因情志不和、气郁不伸，而致气滞、血瘀、痰壅、火逆，渐至脏腑失和、损伤脑神等称为郁证。郁证之说起于《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明代之前，郁证多以《内经》之“五郁”及朱丹溪之“六郁”为主流思想，此时之郁多是以郁滞为病因病机特点的一类疾病之概括，是广义上的郁证，如“六郁”则为气、血、痰、火、湿、食六种病理因素郁积体内致病。《内经》虽未提出情志郁证，却是情志郁证最早的理论来源。在此基础上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郁证》专篇论述了“情志三郁”，明确了怒、思、忧可以致郁及其症状特点和治法方药。

张景岳“情志三郁”与《内经》有着深厚的渊源。张景岳提出五郁的治疗原则，以怒郁、思郁、忧郁为主进行阐述。《景岳全书·郁证·论情志三郁证治》详细地描述了情志郁证的临床表现和发病机理。张景岳在前人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志的致病特点提出了怒郁、思郁、忧郁之概念，即《景岳全书·郁证》云，“如怒郁者，方其大怒气逆之时，则实邪在肝……及其怒后而逆气已去……损在脾矣”“又若思郁者……思则气结，结于心而伤于脾也。及其既甚，则上连肺胃而为咳喘，为失血，为膈噎，为呕吐；下连肝肾，则为带浊，为崩淋，为不月，为劳损”“又若忧郁病者，……及悲忧惊恐而致郁者，总皆受郁之类。盖悲则气消，忧则气沉，必伤脾肺；惊则气乱，恐则气下，必伤肝肾……心脾日以耗伤”。情志之郁描述了情志致病、气机不畅导致的一系列病证，可理解为狭义郁证的概念。“五郁”是“情志三郁”的思想启蒙。“情志三郁”概念亦来源于“五郁”，有相同之处却又明显不同。“情志三郁”认知三郁早期多为实证，宜泄宜折，后期脏腑受伤、正气已损，虚证居多，治疗不宜拘泥于五郁的泄折法，应以补虚为本，如思郁“初病而气结为滞者，宜顺宜开；久病而损及中气者，宜修宜补”。张景岳认识到郁证虚证，纠正了世人多以郁证为实证的片面看法。在郁证早期沿用“五郁”治则，又补充了后期虚证的辨证论治。张景岳曰：“又若思郁者，则惟旷女嫠妇，及灯窗困厄，积疑在怨者皆有之。思则气结，结于心而伤于脾也。”思郁的产生主因思则气结，“思”既指思考、思维的认知过程，也指思考未果引起的情志改变、情绪状态变化。乔明琦认为七情之思为思虑，即对所思问题未解决时的焦虑不安及忧愁情绪状态。人的思维活动是在脾的物质基础支持与心的主导下进行的，思则心有所存，心神凝聚，气留而不行，故气结。若所思得以解决，心情舒畅，则气结自解，但所思未果则产生焦虑、忧愁的消极情绪，气结不得开解，心脾气滞、脾郁神伤而成郁证。张景岳说：“又若忧郁病者……此多以衣食之累，利害之牵，及悲忧惊恐而致郁者，总皆受郁之类。”景岳以为“惊则气乱，郁而生火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类证治裁·郁症》曰：“恐郁，阳消精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