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医家、士大夫对张景岳的批判

至此，乾隆癸丑年这场大疫的诊治不力，吴鞠通和王孟英都将矛头对准了张景岳；卢霁渔编修也因为“误延读《景岳全书》者”而丧命；沈协兰室人因服用寿脾煎等温补类方药恶露淋漓不愈，而服用后医之药，十余剂后症已渐平。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在临床应用上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

面对这种情况，医生、士大夫日渐有所觉知并起而抨之。后世陈修园著有《新方八阵砭》，批判张景岳“不论何方，加入熟地，即云补肾，治真阴不足；加入人参，即云补气，治元阳衰乏。流俗喜其捷便，其邪说至今不熄也”。叶天士在《景岳全书发挥》中指出：“（张景岳）纸上空言，毫无着实，临证用药，惟讲阳气为主，而用热药补塞，聚精会神，著意深毁前贤，自以为高出千古，炫惑后人，致近日俱以热药治病。”清人沈大成在陈洪璋为其治好几经温补误治的“左手指搐”后，写下了《赠陈洪璋序》，并感慨道：“夫人之病，有宜攻者，宜补者，医之发药，审其病而用之，不可偏也，宜攻而补，是助恶长慝也；宜补而攻，是侮弱虐柔也，盖自张景岳偏于温补之说炽，世之处方者，无不奉为律令，而误者十常八九，其害至于今未已也。”

以上医家、士大夫对张景岳的抨击都集中在了张氏方药偏用温补上，认为偏用温补对后世贻害无穷。诚然，“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藏气不平，易受外患”。但是，如此评价张景岳却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忽略了张氏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中医的辩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