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 越医专记
王宏达
（一）
越地医药活动起源甚早。上古越人医治疾病的方式有砭石针灸、切割放血（脓）、熨烫等。越城区亭山出土的唐代青瓷脉枕，是绍兴发现的较早的诊疗用具。历代越医名家辈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记载的古今107位中医名家中，越医就有10人。越医中学验俱丰的名家有张景岳、陈士铎、章楠、俞根初、王馥源、周岩、赵晴初、何廉臣、傅嫩园、邵兰荪、杨质安、裘吉生、胡宝书、曹炳章、王邈达、祝味菊、张若霞、杨则民、王慎轩、潘国贤、徐荣斋、金寿山等；专科世家的代表有钱氏妇科的钱象坰、钱宝灿、钱宝南，“三六九”伤科的张梅亭、张凤明、王俊林、傅松樵，顾氏伤科的顾杏庄、顾仁瑞、顾仁生，石门槛徐氏儿科的徐仙槎，傅氏内科的傅幼真（湖塘）、傅再扬（城中），等等。越医中还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御医，如宋徽宗时编撰《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太医裴宗元、陈师文，元末明初时风雨免朝的三朝御医戴思恭，明代编注《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的马莳，开展朝鲜医学交流第一人的傅懋光，三代御医外科名家祁坤，三代御医脉学大家赵文魁，还有唐代胡廷寅，明代石逵、俞尧日、张廷玉、周亮宗，清代钱松、高润之、徐起霖，等等。
越医名著甚多。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裘吉生的《珍本医书集成》《三三医书》、赵晴初的《存存斋医话稿》、邵兰荪的六种医案等，是中医全书、丛书、医话、医案类书籍中的代表作。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民国名医著作精华”系列，选了13位著名医家21种著作，其中绍兴医家撰写的医籍占了7种，包括何廉臣的《增订通俗伤寒论》《感症宝筏》《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重订广温热论》、曹炳章的《辨舌指南》《增订伪药条辨》、祝味菊的《伤寒质难》。这些书籍从数以万计的中医著作中经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出来，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对越医医籍的肯定。
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上，提出“中医药文化”的初步定义，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2007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是中医药服务的内在精神和思想基础，并将其核心价值概括为“仁、和、精、诚”四字。越医文化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传承性。越医文化有悠久的历史，越先民在医药活动之始就蕴含了越医文化的形成，并代代传承、不断发展。二是地域性。越医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越地的地理风貌、人文风俗密不可分，深受越文化熏陶。越医文化是孕育于并不断发展于越地的富有中医药特色的传统文化，包含了越医的价值观念、诊疗疾病的独特经验和思想，以及越医独有的风格和气度，蕴藏着越医的坚韧意志及智慧光芒。越医文化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华，凝聚着古越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华传统医药珍贵的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浙江中医药的代表，是传统中医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华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09年6月，越医文化入选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
越地“医”之记载甚早。越医文化源远流长。《吴越春秋》卷十载，越王勾践为鼓舞士气，对士兵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予其医药，给与糜粥，与之同食。”在妇女分娩时“令医守之”以接生，并规定“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春秋左丘明《国语·越语上》亦载：“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也是历史上对“医”称谓的较早记载。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岐伯、雷公等10多位上古名医，但对这些名家，尚未使用“某医”或“医某”的称谓。殷商时期，在医疗行业出现了占统治地位的“巫医”，但以“医”相称者仍很少见。李经纬先生认为公元前5世纪，始有秦名医医缓、医和的事迹记载，医为其职业，和、缓为其姓氏。考古发现在战国玺中，有“事疡”“事痈”，或“王瘖”“郭痤”，前者为从事疮疡、痈疽治疗的医生，后者指治疗失音、嘶哑之王姓医生及治疗痤疮的郭姓医生。隋唐至明清时期，医生的称呼由于时间、地域与学术水平之不同，称谓更为丰富。宫廷多称“太医”“大医”“御医”，民间则称“医生”“先生”“儒世”“世医”等，南方多称“郎中”，北方则称“大夫”。此外，尚有“铃医”“走方医”“坐堂医”“衙推”等，也有以地区名称医者，如“京医”。
“越医”一词，据方春阳先生考证，秦越人当为越医之鼻祖。《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晋·孔衍《春秋后语》说，“齐桓公六年，越医扁鹊过齐，桓侯客待之”。文中的扁鹊指秦越人，“越”是他的籍贯，“医”是他的职业，因此称他为“越医”。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八《周礼音义上》说，“《史记》云：姓秦，名少齐，越人”。宋代鲍彪《战国策校注》卷三《武王》说，“按《周礼释文》引《史记》：姓秦，名少齐，越人。今《史》无少齐字，恐《释文》为是，彼时所见本未缺也。越人似非名字”。《经典释文》是一部非常权威的经学著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说，“考证精博，至今谈经之士，钻仰不穷”（卷三·经部七，五经总义类）。此说虽非定论，但也是有理有据的一家之言。据张效霞的考证，“越医”一词，可能首见于《淮南子·缪称训》“医骆以治病”句下东汉高诱所作的注：“医骆，越医。”明倪朱谟纂于天启四年（1624）的《本草汇言》，在“橘皮”的“集方”类目下，有“以上七方出越医顾朽匏《畅心集》”之句。顾朽匏，即顾尚，杭州人。这是将浙江医生统称为“越医”。清赵学敏编于1765年的《本草纲目拾遗·卷八·诸谷部·米油》云：“越医全丹若云：黑瘦者食之，百日即肥白。以其滋明之功，胜于熟地也。每日能撇出一碗，淡服最佳。”据朱德明先生考证，全丹若是绍兴人。成书于是年的王孟英《王氏医案》一书，多处出现“越医”这一称呼，如“抵杭日招越医陈六顺诊治”等（《王氏医案·卷一》）。这是外人对越医的称谓。清代平步青（1832—1896）在《霞外捃屑》卷四专列“越医”一条。开篇即云：“越中自昔多名医，代有传绪。”并且在“丛丛鱼复江边石，摆出新方八阵图”的自注中提到了张景岳：“景岳《类经》。梨洲比之周云渊易算，并叹为越中绝学。”作为绍兴人的平步青，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列“越医”词条，说明“越医”作为“绍兴医”的代称，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身为“绍兴医”并自称“越医”的，较早的可能是何廉臣。1904年第16期《医学报》载有《越医何廉臣明经论中国急宜开民智》一文，1909年何廉臣编著的《新医宗必读》有《越医传派论》一节，何廉臣《增订伤寒百证歌注》“自序”的落款是：“民国十七年夏历十一月望，越医何廉臣识于绍兴卧龙山麓之宣化坊。”（方、张二文均引自2009年《全国首届越医文化论坛论文汇编》）
上述考证证实，“越医”之名起源甚早，古已有之。其内涵既有包括所有“浙江医”者，也有特指“绍兴医”者；有他人所称者，也有绍医自谓者。可以断定，历史上“越医”很早已形成特定的群体，并为社会所认同。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这样评价越医：“绍兴乃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并自成一派，世称越医。越医呈现出专科世家多、流派多、名医多、著述多的鲜明特点，具有重实践、敢创新、善总结、知行合一的独特个性，在中华医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为发展、繁荣中医药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越国是于越族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建立的国家，于越是远古时期生活在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一支古老的民族。《史记·越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史记·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载：“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越国的历史，自夏王朝帝少康封无余于越，至秦王朝王翦降百越之君，延续了1800多年，但越国历史的源头应该更早，在新石器时代于越先民已活跃于这片土地上，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越国的疆域在历史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越开始立国在会稽地区，即“封于会稽”。春秋时期其疆域以会稽为中心，据有太湖、钱塘江流域，包括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一带。越灭吴后，据有吴地，后又“徒都琅琊”。战国初期，越国进入极盛时期，其疆域北起今山东琅琊，沿海而南，有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和全部苏南地区、浙江全境、安徽的皖南地区、江西的东境，南抵福建，并可能深入今湖南境内。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而诸越邦国尚存，越国一度退出原吴国地区，楚、越在长江以南的分界线，大约在今赣东北和皖南西境之间。越国的中心地区是今浙江省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金衢丘陵一带。
绍兴古称“越”，是古越国的中心，也是其国都所在地。史载大禹治水告成，在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死后葬于此山，因更名茅山曰“会稽”。是为会稽名称之由来。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越地置会稽郡，领20余县，治吴（今苏州）。东汉永建四年（129），会稽郡分置吴郡，移治山阴，领今浙江境内山阴等14县。隋开皇九年（589），改会稽郡为吴州，治会稽。大业元年（605），改吴州为越州，是为越州名称之始。唐及北宋，越州治山阴，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剡、新昌8县。此后，领县数长期稳定。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之意，于翌年更元绍年；又仿唐德宗幸梁州故事，于绍兴元年（1131）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绍兴路，治山阴。明、清复为绍兴府。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设绍兴行政督察区，领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等7县，驻绍兴县城。1949年10月，设绍兴专区。现为省辖市，领越城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柯桥区，驻越城区。
越文化，从时间上讲不仅包括越立国之后的文化，还应包括越建国之前，越地先民所创造的文化，甚至越灭亡后越地的遗风遗俗。越国文化，指越立国期间的文化，从空间上讲涉及的地域不局限于越文化的分布区域，还包括一个特定时间内的原吴国疆域内的文化，至少包括越文化和吴文化，即一般所称的吴越文化。越文化是越医文化的母体，越医文化所属的地域与越文化所属的地域是一致的。由于时代变迁，特定地域的界定也在不断变化着，为便于研究，目前越医文化研究重点涉及的地域则以绍兴市范围（包括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为中心。
（四）
作为稻文化的发源地、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原始青瓷的发源地、冶金术的创造者之一、最早面向湖泽走向世界的民族，越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越医文化根植在越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越医文化的形成处处有其深深的烙印。
越文化哲学思想对越医文化形成的影响，首推范蠡、计然之观点。范蠡认为处世行事，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提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国语·越语下》）。他又认为客观事物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范蠡在经商中也处处体现辩证思想，认为“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八谷贵贱更相胜”（《越绝书·枕中》），根据贵贱相互转化的规律，提出理财经商的方法，“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史记·越世家》）。他认为要成事，既要根据客观形势，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国语·越语下》）。“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人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对抓住时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范蠡有形象比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蹴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计然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史记·货殖列传》），“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强或恃，不早备生，不能相葬”（《越绝书·计倪内经》）。范蠡的“守时”思想和计然的“备生”思想，对越医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张景岳重阳气的学术观点、绍派伤寒重瘥后调理的特色等，无不打上其烙印。
越地，除了于越人，还有吴人、楚人、晋人、齐人、徐人等，如文种、范蠡、陈音（著名射师）即是楚人，计然是晋人。《国语·越语上》记载，“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载，“凡四方之士来者，必朝而礼之，载饭与羹以游国中”“量其居，好其衣，饱其食”。结其果，“四方之民，归之若流水”。越与被视为中原正统的鲁国关系密切。早在越围吴时，越王勾践派人出使鲁国。据《左传》记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夏五月越人始来”。杜预注：“越既胜吴，欲霸中国，始遣使适鲁。”《春秋》记载：哀公二十三年（前472），“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诸鞅来聘，报叔青也”。越国不仅与中原鲁国等国关系密切，就是与远隔万水千山的秦国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厉公二十八年（前449），“越人来迎女”。公元前449年勾践之孙越王不寿（盲姑）在位时，秦女嫁越的史实反映了两国间的关系。越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和兼容思想，对越医创立融伤寒、温病学说于一炉的绍派伤寒学说，以及早期对西医交流、包容、吸收的态度，是有深远影响的。
越地的社会风尚，尚武轻死、讲究习武、崇信鬼神。越地习俗，断发文身、贯头左衽、饭稻羡鱼、习水便舟、喜饮酒水。《墨子·公孟》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战国策·赵策》载：“麻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赵之民也。”《越绝书·记地传》说越人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以”。越地是著名水乡，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因此主要交通工具是舟楫。居住流行干栏式建筑。其特点一是干燥、通风、明亮，可以避潮湿；二是房屋建筑的整体结构科学合理。这些民风民俗，与绍地特有的时病——“伤寒病”，以及由此形成的伤寒专科，越医对诊治“伤寒病”积累的独特经验、创立的学说有密切关系。
（作者为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