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岳文选有关温补学术思想述评

徐晓聪1　郑洪2

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鞠通经历了“癸丑岁，都下瘟疫大行”之后，有感于生民“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于是“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又历五年，嘉庆三年（1798），在京为官的同乡汪廷珍预测明年瘟疫大行，于是催促着吴鞠通速成此书。嘉庆十八年（1813），《温病条辨》付梓刊行。就在前一年，已是礼部侍郎的同乡汪廷珍为吴氏写下了《温病条辨叙》，盛赞了吴鞠通“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其书“使夭札之民，咸登仁寿者……”，同时他又盛赞刘河间“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然而对于张景岳，汪氏认为其没有继承或完善河间（刘完素）的学说，评价说：“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对比汪廷珍对吴氏、刘氏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如此，则于张景岳的医学地位及临床效果从人物评价、时代背景、学术思想等方面做一系统考察，非特于张氏医学思想能有切实把握，即于清际温病学说的兴起也会有别样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