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原的病位决定了温疫初期“探针”法的诊治意义

吴氏提出，以往认为温疫发病为“气候的不正常”，但这非直接的致病因子，非仅风寒暑湿所伤，而是“戾气”为之。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病毒学尚未问世之时，戾气致疫说难能可贵。除了“天受有传染”的传播途径外，他倡导“本气充满，邪不易入，适逢亏欠，外邪因而乘之”的正气说。阐明病因后吴氏遵从《黄帝内经》的“膜原”之说，创造性提出：“温疫初期症候，不同于外感表证，又无里证”，创“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会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的表里分界之“膜原”病位说。详述了温疫传变等病机及临床表现，并从因感邪轻重、个体差异、表里先后不一，归纳为“其传有九”，以邪从外解或内陷来判别疾病转归。因此，有了达原饮这个有如温疫初起治疗的“探针”之名方。

温疫初起，邪在夹脊之前，肠胃之后，邪不在经，汗伤表气，又不可下，下之徒伤胃气。何故谓其为“探针”？其探到的究竟是什么？笔者理解，温疫初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下甚，无数脉。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其次观重者，重者必从汗解。如不汗解，表气不通于内，里气不达于外。不可强汗，不可加发散之药，或衣被壅遏或汤火熨蒸，照本方。最后，遇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服汤后不从汗解而内陷——三消饮。

依据传变之势，邪离膜原欲表未表，白虎证、急证急攻，舌苔变黄，同时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时伏在膜原的邪气已传变至胃肠。复用达原饮加大黄泻之，乃至“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同其毒盛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

也有因证数攻者：温疫下后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芒而软，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所以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医家见理不透，经历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证，反致耽搁。

综上所述，吴又可的“探针”妙用，不但以舌苔的变化作为判断病情变化的指征，更是其确立治则治法的重要依据。这对于温疫主张驱邪为主的治疗理论来说，更是临床实战经验之补充。吴又可再三告诫，温疫初起，发热、头疼、身痛为疫邪伏于膜原，切不可误伤寒表证，轻率地用麻黄、桂枝解表发汗，耗伤表气；又因邪不在胃肠，亦不可轻易泻下，恐伤胃气，诠释了“是时医家，徒以伤寒法治疗，效果甚微”的教训所在。同时，又把开篇首方，描述得淋漓尽致。至于发展、变化与转归过程，“传变不常”的局外之变说；“急证急攻”的病情激变而法随其变；“热邪散漫”具备四大阳明经证“倡白虎加姜煎服，以调寒凉败胃之药性”……直至提出“因证数攻”的攻下治疗，只要有适应症就可反复多次的“下后……再下之……更下之”，以至于警示医家，勿忘“宽缓之间”，正确及时认识“药烦”“停药”这两种胃气大虚，难以承受猛药的流弊等等，为“探针”治疗后的临床变化提供了精准施策的宝贵经验。记得十七年前的非典治疗，遵循《温疫论》提出的“客邪贵乎早除”“有邪必逐，除寇务尽”，如不及时逐邪外出则“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将非典病症定位膜原，随即采用梳理膜原的达原饮。现代药理证实，此方具有广泛的抗菌抗病毒作用，尤其是槟榔，不仅可抗病毒，更可修复病毒感染所致免疫缺陷。这些典籍的理论及临床经验同样对新冠肺炎诊治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