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补脾肾为治痰之要旨

景岳认为：“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胃。”这亦是培补元气以治痰的关键。脾、肾为先、后天之根本，气血津液的代谢与它们的关系尤为密切，故痰的产生与它们直接相关。张氏认为：“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要使痰不生，唯以调补脾肾为要旨，他说：“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所以凡是痰证，非此则彼，必与二脏有涉。”又说，“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肾，其标在脾。在肾者，以水不归原，水泛为痰也；在脾者，以食饮不化，土不制水也”。此说明了脾、肾由于各自的功能活动而直接对痰的生成起着作用，而又由于脾、肾间的关系，说明了两脏于治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故二者既要分治又要同治，既要明其共性又要知其个性。关于虚实辨证，他说，“脾家之痰，有虚有实，如湿滞太过者，脾之实也，土衰不能制水者，脾之虚也”“肾家之痰，则无非虚耳，盖火不生土者，即火不制水，阳不胜阴者，必水反侵脾，是皆阴中之火虚也；若火盛烁金，则精不守舍，津枯液涸，则金水相残，是皆阴中之水虚也。此脾肾虚实之有不同者，所当辨也”。故肾以补为主，脾以调为主，调补脾肾尚需细审，即使实痰和五脏之痰，虽“各有不同，然其化源，又安能外此二脏”？如寒痰、湿痰虽为脾家实痰，然寒湿之生，多由于肾阳之不足，郁痰为肝家之痰，而木强制土，又多侮脾，火盛克金，其痰在肺，而火邪炎上多由脾肾而生，“故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矣”。

张氏“温脾强肾”之法，虽信立斋之言而倡明之，实乃遵仲景治痰饮“以温药和之”之旨，在仲景治痰饮学说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扩大了方药。如在《论治痰》中列述：“多痰者‘六君子汤’或五味异功散……阴虚水泛为痰者，六味丸、八味丸酌而用之，或为汤亦妙，脾肾虚寒，不能运化而为痰者，不必兼治痰气，只宜温补根本，若中气虚者，理中汤或温胃饮，阴不足者，理阴煎之类最佳。”这些治痰方药，充分体现了张氏治痰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临床仍不失指导意义。特别值得效法的是，张氏立法订方，圆机活变，如他在具体辨证施治上提出，“治痰当分缓急”“治痰当知求本”“诸家治痰之法，多有治标者，虽不可执，亦不可废也”。因此在辨实痰、慎攻伐上，景岳是别有蹊径的，他说：“痰在经络，非攻不去，则必并精血而尽去之，庶乎可也；否则，安有独攻其痰，而津血自可无动乎？”故一面补其津血，一面化其痰瘀，使津血归正，痰瘀自去。提气吐痰之法，使攻不伤正，吐以生气。此等治法是很值得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