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伍精专，注重升降

景岳新方186首，其中许多之所以至今犹为临床医家所习用，是与其配伍之严谨、用药之精专分不开的。

张氏曾在《景岳全书·论治篇》中说：“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因“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然“正恐未得其精，先得其隘，其失也，岂止一方剂也”。仲景之方，因“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所以易领悟而掌握。在仲景的影响下，张氏制方用药极力主张以精一为贵，指出“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又曰：“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两味便可拔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也。”经统计，所制的186首新方中，共用药1201味次，平均每方不足7味，其中5味以下的就有58首，占20%，多数方药味在6—8味之间，占近47%，方精药简，于此可见。

张氏在具体药物选用与配伍上又自成格局。首先，药物主张以纯投为原则。张氏对那些遇证便茫无定见，用广络原野之术乱投杂药者极为反对，并强调“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证尽除矣”。在病情“确知”的前提下，一般用补不兼泻，用温不兼寒，以纯投为要。如大分清饮，为积热闭结于膀胱，小便不利而制，方中配用了茯苓、泽泻、栀子、枳壳、车前、木通等泻热利湿之祛邪药，以使纯而不杂，专而有力。另如左归丸、举元煎、贞元饮、抽薪饮等方，均是在“确知”的前提下，分别投以或升或补或寒或攻或温之药，以升提下陷，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清其火热，消其瘀热。但临床所见病证往往错综复杂，因此，张氏并非拘一不变，抱任何偏见，如说“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在他自制的方中同样也有不同性质的药物并用者，如玉女煎的熟地与石膏补清并用者，芍药枳术丸中白术与枳实消补兼施者，针对复杂的病情，同样创制了兼治新方。但观其所有新方，总体还是以纯投者为多。

其次，组方重视药物的升降与动静。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气味有阴阳，阴者降，阳者升；阴者静，阳者动……”“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安”。张氏结合其临证，将气味之阴阳、升降、动静理论应用于制方用药，深有体会地阐明：“凡制方用药，乃医家开手作用第一要着……使不知气味之用，必其药性未精，不能取效，何神之有？”且“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析其新方，配伍均有规律性特点，既重升降，又重动静。如济川煎，方中用了甘咸酸温的肉苁蓉以温肾益精，暖腰润肠；味甘而重的当归养血和血，润肠通便；苦而微寒的枳壳下气宽肠以助通便；甘寒之泽泻渗利水湿；苦酸而平，性善下行的牛膝补肾强腰。然在沉降的众药中，张氏巧妙地配用一味升举清阳之升麻，使清阳升，浊阴降，同时又防止了诸药过于润下而伤正之弊，为虚损便秘、势有不得不通却又不耐攻下者的治疗另辟了蹊径。又如四味回阳饮是治元阳虚脱，危在顷刻病证的新方，方中用了大辛大热能振奋心肾之阳，通行十二经之“走而不守”的附子与辛热温脾阳的“守而不走”的干姜相配，一走一守，动静结合，脾肾并治，相辅相成，使疗效既迅速又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