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二 张景岳的学术创新与理论价值
郑 洪
明代绍兴籍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本名介宾。生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卒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张景岳祖籍四川绵竹县，从先世起定居于会稽城东（今浙江绍兴）。因其父为定西侯蒋贵门客，张景岳少年时生活在北京侯府，得以结识各方异士，“自六经以及诸子百家，无不考镜”（《类经·叶秉敬序》），又拜名医金英为师，尽得其传。壮年后张景岳游历各方，晚岁回归绍兴行医。先后著有《类经》《类经附翼》《类经图翼》《质疑录》《景岳全书》等。
张景岳学术建树甚丰。有关他的学术思想，已有诸多研究者从各方面进行了阐发。研究比较多的问题包括命门学说与温补治法，与朱丹溪观点的异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阐发，“新方”的创制与运用，对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尤其是中风、眩晕、痢疾、妇科等方面的论述），医易会通的哲学思想，等等。这些内容都已被吸收到现代中医基础与临床各科教材之中。
由于张景岳的影响，前人有的称颂他为“医门之柱石”（章楠《医门棒喝》），有的赞扬说“先生之为功，于天下万世也大”（《质疑录》石楷序）。不过，也有某些医家抨击张景岳是“轩岐之罪人”（姚球《景岳全书发挥》），或“仲景之罪人”（陈修园《景岳新方砭》）。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出此不雅之言，显然是不妥当的。但也正说明张景岳的学术具有创新性，才会引来争议。
俗话说“知人论世”。要在现代传承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与医学文化，首先有必要理解张景岳的真实思想，并结合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与医药学术发展的大背景，才能更完整地评价他的学术创新与成就。作为导语，本文拟对张景岳对中医学术的三个“深化”略作评述，以供同道进一步讨论。
一、重视温补真阴真阳，深化中医的健康医学内涵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为张景岳作传，其中有一句说：“介宾此书，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这句话，其实包含了要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来认识张景岳的医学思想的深刻用意。
近年，许多有识之士都指出，“健康医学”（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相结合模式）将取代“疾病医学”（单纯疾病治疗模式），成为未来的医学模式。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中医学的理论内涵与“健康医学”的理念高度契合，中医学在新的医学模式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黄帝内经》中，中医就高度注重“治未病”，提出了系统的养生预防思想。但是，在古代社会除了官宦和富人外，有条件讲求养生的民众并不多。广大民众深受各种疾病困扰，因此以《伤寒论》为代表的“经方”之学一直占医界主流，这时发展的主要是中医的“疾病医学”。从汉末至唐宋，历代医家精研医术，广辑方书，使中医的临床治疗体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现代仍有不少知名中医倡导临床要取法唐宋医学。
相比之下，自《黄帝内经》问世以后中医在健康理论方面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许多养生大家（如孙思邈等）对预防保健的主导思想是“养性”“节俭”，张子和提出“药补不如食补”，朱丹溪提倡养生要“茹淡”和“节情欲”等，这些都属于被动的养生。如何主动性地增进健康，尚缺乏清晰的理论指导，而一些人士妄用道教药饵进补，带来不良后果。
到了张景岳生活的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历史学者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GDP水平居世界第一。城镇工商业繁荣，明神宗时大臣李熙称“磨金刮玉多于耒耜之夫，藻绘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紃彩多于机织之妇”。随着富庶阶层人数的增多，在当时出现了比较广泛的健康保健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看出张景岳最主要的学术思想“真阴真阳”说在当时的价值。在理解张氏之说时，特别要注意张景岳在阴、阳之前特地用“真”字的用意。他的“真阴真阳”都是着重对人体正气而言。后世批评张景岳独重“阳”，但张景岳强调：“若以死生聚散言，则凡精血之生皆为阳气。”从“健康医学”来看，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阳”，“真阴真阳”都是生命基础“元气”的组成部分，虽然因功能不同分为阴阳，但在作为“元气”这一层面来说都属“阳”。所以张景岳才说“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由此，对于《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年四十而阴气自半”，朱丹溪由此发挥“阴不足论”，是从不同的层面而言的。而张景岳指出在此句中“阴，真阴也”“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类经图翼》），也可以说就是阳的一部分，故说“阴之为阳，尤易见也。此即阴气自半之谓”（《类经》）。
了解张景岳理论的独特角度，自然就明白他所说的不同一偏之论。在“疾病医学”层面下，张景岳也同样注重阴阳对立，如以寒制热、以热驱寒等。这与朱丹溪等医家有相同的一面。张景岳说：“再若寒热之阴阳，则不可不分。盖寒性如冰，热性如炭，冰炭不谋，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气之阴阳有不可离，寒热之阴阳有不可混。”这段话可以说是区分“健康医学”与“疾病医学”理念的纲领，即“健康医学”以人体为本，虽然人体的精气有阴阳之分，但二者不可单独来看待；而“疾病医学”以病机为本，病机的寒热不可混淆，需辨证治病。实际上，张景岳的“真阴真阳”论在两种医学模式中都有重要价值，但在学术发展史中，它更重要的是为“健康医学”的理论做了创新性的阐发。
为张景岳作传的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当时已能看清张景岳理论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气，罔顾无形元气。”张景岳理论有助于纠正此弊。当然，从疾病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及时纠正病机，而只是一味滋补元气，则会贻误病情。张景岳对此是有明确区分的。陈修园攻击张景岳为“厨中第一好手，为医中一坏手也”，显然是以偏概全，没有完整地理解张景岳的学术思想。
张景岳适应明代的社会需求，完善了有关中医“健康医学”的理论内涵，例如从精、气、形之间的关系出发来阐发阴阳作为健康基础的意义，指示了主动性养生的方法，重视生命元气，强调以温为主滋补“真阴真阳”，注重“阴中求阳”“阳中求阴而不蛮补”等。这对现代社会的“健康医学”发展仍然有着重要价值。
二、援易理析概念，深化中医的方法论
张景岳在《类经图翼》的《医易义》一文中，对传统经典《周易》与中医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论述。具体内容在此不展开讨论，但应特别注意张景岳“医易会通”思想中的方法论。它并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些具体医学观点中，更贯穿于他整个医学体系里。
以张景岳“阴阳六变论”为例，后世均认为此说奠定了八纲辨证的基础。其实，如果仅指“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字，不少医家都曾更早提及。例如陶节庵在《伤寒六书·伤寒家秘》（1445）中说：“审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真切，复审汗下吐温和解之法，治之庶无差误。”方隅在《医林绳墨》（1584）中说：“仲景治伤寒，著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然究其大要，无出乎表里虚实阴阳寒热，八者而已。”张三锡在《医学六要》（1609）中也说：“锡家世业医，致志三十余年，仅得古人治病大法有八，曰阴、曰阳、曰表、曰里、曰寒、曰热、曰虚、曰实。”这表明，有关“八者”或“八法”的说法在这一时期已经广泛流行。但是，并没有人系统说明这八者间的理论内涵，也就无法将其上升成为有普遍意义的“八纲”。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的“阴阳篇”“六变篇”中，对这八字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论述。其中体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八字有层级之分，阴阳可统帅表里寒热虚实，即所谓“二纲统六变”。这种关系其实更为合理，说明了阴阳是一种更高级的方法论纲领。这一思想显然受到易学理论中“两仪化四象”思维的影响。二是论述了八者间的多重辨证关系，一方面存在“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的两两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又存在错杂相兼关系，故张景岳指出“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阴，疑似之间，辨须的确”，又有“寒热真假篇”论述特殊情况，丰富了八纲的内容。三是将八字上升为抽象性的“纲领”，使其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景岳全书》“虚实篇”列出了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作为八个基础症候的相互组合，以及与脏腑结合的示例，如表实、里实、阳实、阳虚、表虚、里虚、心实、心虚等情况，演示了八纲辨证的运用方法。包括以八纲为切入点对伤寒六经的诠释，如说，“经有阴阳，则三阳为阳证，三阴为阴证；证有阴阳，则实热为阳证，虚寒为阴证。凡经之阴阳，则有寒有热，故阳经亦有阴证，阴经亦有阳证；证之阴阳，则有假有真，故发热亦有阴证，厥逆亦有阳证。此经自经而证自证，乃伤寒中最要之纲领，不可混也”（《景岳全书·传忠录》）。这说明八纲辨证也可以作为六经辨证的基础。
张景岳对“二纲统六变”的清晰理解，显然得益于学习《周易》时对易卦“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的思考与领悟。由于他的论述，八纲辨证具有了严谨翔实的内涵，得到后世医家的普遍认同。“八纲”不仅仅是症候学概念，更具有方法论意义，成为了最能沟通各种辨证体系和各种学派理论的基础性纲领。
三、出入经典善发挥，深化中医的临床认识
张景岳所著《类经》诸书，融《素问》与《灵枢》于一炉，而又有深入发挥。他对医经所下的功夫极深。如果说他不尊崇经典，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是在明清时期，受儒家经学复古思潮的影响，一些儒医将经学注疏的态度移到医界，要求完全信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文本。由此出发对张景岳提出的一些批评，是对他创新之说的偏见。
例如张景岳对药物深入研究，提出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为药中四维，分别对应气、血、阴、阳。这是吸收后世本草认识加以提炼而成的创见。但陈修园固守《神农本草经》之言，认为地黄列在上品，是服食之药而不是治病之药，对张景岳好用熟地大加批评；《神农本草经》载，人参“微寒”，因而批评李时珍、张景岳等人的“人参回阳”之说，称“必于此等书焚去”等。对于这样的争论之辞，大多数医家都能从实践中给予正确评判。所以张景岳的观点依然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认同。
此外，张景岳在许多疾病的证治中，均能以灵活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来发挥其理论的经典内涵。例如他提出“中风非风”论，对中风的证治有深远影响。他说：“若今人之所谓中风者，则以《内经》之厥逆，悉指为风矣，延误至今，莫有辨者。”他对经典中的文字进行合理解释，指出“非风一证，即时人所谓中风证也”，并认为“先伤五脏之真阴，此致病之本也”，重视中风的内虚病机。对眩晕，他提出“下虚致眩”说，指出“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宜补其精”，这也是对“诸风掉眩，皆属肝木”的突破。他又指出《内经》只有积饮，没有痰证，“何《内经》之忽之也”“《内经》之不言痰者，正以痰非病之本，而痰惟病之标耳”（《景岳全书》）。所以他强调对痰重在治其源。类似这样的精当之论，在《景岳全书》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真正悟透经典之后的阐发。
自明末至今近四百年里，张景岳一直是中医界的焦点人物。对于他那些独到而深刻的学术思想，后人如果不加以深入地学习与思考，未必能正确领会，反而误解。张景岳深信自己的思想符合轩岐正道，但也为经常出现的无端争辩而叹息。所以他在《景岳全书》中曾有深沉的感慨：“夫天下之理，本无二三，而或者或非，何多朱紫，余每欲言，未尝不知自反，第于最疑处，则不得不呈其丑，又安得轩岐再起，以为我一正哉！尝闻之康节先生曰，‘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其感慨深矣，岂不信然，岂不信然！”
张景岳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有许多已经成为目前中医理论的主干，同时也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整理与挖掘的内容。对其具体医学观点、法则与经验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对张景岳学术思想的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之上，以发扬其精华。所以，知人论世，溯本求源，从三个“深化”来了解张景岳在中医学术史中的定位，或有助于推进对张景岳的全面研究。
（作者为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