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补元气为治痰之根本

景岳治痰很重视培补元气，这与他所倡导的温补命门、滋养肾精的医学思想有关。元气乃先天之肾精所化，发于肾，为生命之根蒂、生化之源泉。张氏认为：“痰诞之作，必有元气之病。”“余于初年颇疑此言。”后受薛立斋之教，薛谓：“使血气俱盛，何痰之有？”后通过实践“见定识多，始信其然”。他说：“痰涎之化，本由水谷，使果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随化，皆成血气，焉得留而为痰？！惟其不能尽化，而十留一二，则一二为痰矣；十留三四，则三四为痰矣，甚至留其七八，则但见血气日削，而痰涎日多矣。此其故正以元气不能运化，愈虚则痰愈盛也。”脾为后天之本，元气赖以滋养，《内经》所谓“脾气散精”，景岳由此而信服立斋之言，对立斋之说加以深入评解，谓“立斋之言，岂非出常之见乎”。因而宗其说，大倡培补元气以治痰的根本治疗思想。他说：“总之，治痰之法无他，但能使元气日强，则痰必日少，即有微痰，亦自不能为害；而且亦充助胃气，若元气日衰，则水谷津液，无非痰耳。”因此在治疗上重虚慎攻，以补为主，以攻为辅，或攻中兼补。他说：“凡实痰本不多，其来亦骤，其去亦速，其病亦易治，何也？以病本不深也，虚痰反多甚，其来则渐，其去则迟，其病亦难治，何也？以病非一日也。”他的这种认识来源于临床实践，他在《论痰之本》中说：“不观之强壮之人，任其多饮多食，则随食随化，未见其为痰也。惟是不能食者，反能生痰，此以脾虚不能化食，而食即为痰也。故凡病虚劳者，其痰必多，而病至垂危，其痰益甚。正以脾气愈虚，则全不能化，而水液尽为痰也。然则痰之与病，病由痰乎。痰由病乎，岂非痰必由于虚乎？可见天下之实痰无几，而痰之宜伐者亦无几。”张氏之论，证之于临床所见，如痰饮、支饮、胸痹、痰浊、内阻之证，中风垂危之象，莫不如此。

景岳治痰主虚慎攻之说，在具体运用上却十分注重虚实之辨，绝非一味蛮补，认为补虚为本、祛邪为标，标本兼顾，缓急既济，至于攻伐之法，只能权宜用之。他说，“凡用治痰之药，如滚痰丸、清气化痰丸、搜风顺气丸之类，必其元气无伤，偶有壅滞，而或见微痰之不清者，乃可暂用分消”“若病及元气，而但知治标，则未有不日用而日败者矣”。在辨证上亦需细心审察“其可攻与否，然后用之，斯无误也”。由此可证，张氏慎攻善补的治痰之法是建立在辨证的基础之上的，而绝非不问证之虚实轻重、标本缓急而一味施用补虚治痰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