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方药的效果反映

和吴鞠通一样，经历了这场大疫的还有在京为官的纪晓岚，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中载：“乾隆癸丑（1793）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最终“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石膏的用量，“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尽管纪晓岚不懂医术，也感慨道：“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他并不赞同王懋竑《石膏论》的说法，而是认为用药与当年的五运六气相关。

六十年后，王士雄在《温热经纬·余师愚疫病篇》中，亦转引了此条笔记。王氏通过庄制亭重镌的余师愚《疫疹一得》得知，“纪氏所目击者，乃余君师愚也”，桐城医即为余师愚。关于此次大疫的病因，王氏引了秦皇士的话，“燥热疫邪，肺胃先受。故时行热病，见唇焦，消渴者……夫暑即热也，燥即火也”，以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燥热为邪，引起了大疫流行。对于用张景岳的方法治疗十死八九，他尖锐地指出：“无如世皆崇信温补。”可见，张景岳的方药对于控制这场疫病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反而使很多患者丧命。

无独有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还记载了一则有关张景岳的笔记，“卢霁渔编修患寒疾”，其家人“误延读《景岳全书》者”，结果“投人参，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极恸……”。

张景岳生前医术出众，“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为何到了清朝就效果不佳了呢？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三十五记载了一则“产后火”的病案：

沈协兰室人善病，自颇知医，最重《景岳全书》。数年来所服多温补之剂，约桂、附几各半斤。近以产后恶露淋沥，赤白时下，咳嗽日甚，小便自遗。脉之右寸鼓指，两关弦数，右尺弱，面有红光，舌当中无苔，胸多冷气，喜热饮，稍凉则不快，所服乃寿脾煎加姜、桂等。乃列案与之，曰：病本三阴不足，久服温补，则气分偏胜，遂致绵延不已。其误在便溏气冷，又喜热饮，认为脾胃虚寒，不知火盛下迫则作泻，上冲则反冷，郁于中则得辛热而暂散，此理方书多未论及。今以产后去血，血益虚则火益盛。面有红光，火炎上也。恶露赤白，肝脾热也。咳嗽便遗，肺虚肝盛，肾不秘密也。辛温燥烈，宜急远之。方用生熟地、杞子、沙参、麦冬、钗斛。初犹畏麦冬之寒，以二钱太重，只用六分，数剂后觉相宜，渐加至一钱五分。十余剂便不喜热饮，症渐平。又加蒌仁，二十余剂，每日大便下青黑杂色，而辛气满房户，盖桂、姜之热久迫回阳，因营气渐充，乃势不能容，而下出也。若再投温补，其害可胜言哉！书此以为偏服温补者戒。

本案中，患者产后恶露，便溏气冷，喜热饮，辨证为脾胃虚寒，像往常一样用了张景岳温脾助阳类方药，但是结果不尽人意，恶露绵延不已。魏氏指出，患者三阴不足，又长期使用温阳药，阴伤更甚，方用熟地、枸杞子补肝肾之阴，沙参、麦冬、石斛滋肺胃之阴，十余剂后，症状逐渐减轻。最后，魏之琇不忘对偏服温补者发出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