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岳新方褒贬述评
景岳新方传世后，在医学界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一种是持肯定、赞许的态度，另一种则持排斥、非议的态度。后者集中于清代中叶这一段时间，并且围绕着对景岳学说的评议，展开了一场比较激烈的学术争鸣，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景岳学说的巨大影响。
在持赞赏态度的医家中，如吴辰灿认为“景岳之新方，诚纯粹以精者也……所以业医者莫不潜心体玩，奉以为宗，几等于《肘后》《千金》，俱为枕中之秘矣”。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张璐在其所著《张氏医通》中说，他对一些杂病的治疗多采用景岳之法。他认为“《灵》《素》《金匮》而外，求其理明辞畅，如……张景岳者，指不多屈”。并于书末附“张介宾八略总论”，且补“兼略”一则。又如清代大家叶天士在其《临证指南医案》中引用景岳新方二十有余，书后“集方”将书中所引用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医方集解》和《景岳全书》中的方剂药物一一列出，并说“以上四部书，谅业医者必备”。可见叶氏将景岳新方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清代医家任贤斗出于对景岳的敬仰，甚至到了“可以默诵《景岳全书》”的地步，其留下《瞻山医案》4卷，分伤寒、眩晕、呕吐等62证，共用到176首古方，其中70首是景岳新方。清末医家吴篪在学术上“师景岳而宗立斋”，其所著《临证医案笔记》6卷，分中风、伤寒、瘟疫等37门，共载医案924则，许多医案都是用景岳新方治愈的。其“虚损门”中共列方33首，景岳方有12首，包括大补元煎、两仪膏等。《景岳全书》在清康熙年间经多次刊印后，影响日益扩大。据查礼南称，当时《景岳全书》红火得很，甚至到了“凡言医之家，莫不奉为法守”的地步。吴鞠通也说过“时医所宗者，三家（张景岳、吴又可、喻嘉言）为多”。可见景岳学说在清康熙、乾隆年间颇受推崇。当代名家姜春华更把景岳评为“仲景后第一人”。
持反对意见的一派中，排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景岳的哲学思想和善于温补两个方面，而对景岳新方的非议主要针对于后者。如清代章虚谷主要反对景岳之偏执温补。他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说，景岳“不识六气之变，故论外邪证治不切于理，而偏涉于补……而内伤证治偏执扶阳”。陈修园之《景岳新方砭》则是专门针对《新方八阵》撰写的贬斥之作。他认为景岳组方“杂沓模糊，以启庸医混补之渐”，并对六首柴胡饮贬斥尤过，说其是“无知妄为，莫此为甚”“凡伤寒病一年中因此方枉死几千万人，诚可痛恨”。显然这些都是偏激之言，编造失实之辞。陈氏著作，因浅近通俗，所以风行一时，在如何看待景岳新方这个问题上，该书对后世医家起了误导作用。另有托名叶天士而实为姚球所撰的《景岳全书发挥》一书，则节录《景岳全书》原文，逐一加以评驳，攻击之辞亦比比皆是。
景岳之后，对于其著述和新方的褒贬分歧，笔者的看法如下：
第一，当时正值清朝中叶，尊经崇古的风气很浓，作为厚古薄今之代表的医家陈修园在此风气影响下，对景岳以创新思想拟定的新方抱有很大成见，认为景岳新方离经叛道。因此，其所作的《景岳新方砭》对景岳之方大加抨击。但细读他的贬斥之言，就会发现其存在着相当多的错误，有些纯粹是诽谤之言。如上文所说，他贬斥的六首柴胡饮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被陈氏诽谤为一年中“枉死几千万人”的六首柴胡饮，实际上是景岳活学活用仲景小柴胡汤的典范。其中正柴胡饮更是已被现代临床和实验证实，是一首安全有效、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陈氏又攻击左归丸是“厨子所造八仙菜”，补阴益气煎是“杂乱无章，入咽之顷，其害立见”。而这两首方在后世应用很广的事实，已经有力地驳斥了陈修园的错误批评。在言必称古、言必称经方的年代，谁打出“新方”的招牌，谁就很容易招致非议。崇古思想同样严重的徐灵胎，有一个基本论调，即“今人不及古人”，故“不敢自立一方”。他尤其反对把古方稍做改动便称作是自己所创之方的行为，“用柴胡一味，即名柴胡汤，用大黄一味，即名承气汤，于古人制方之义，全然不知”。徐灵胎的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因此而不敢或一概反对自立新方，那就是走极端了，昧于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还在于，景岳的借鉴古方、化裁古方，是根据具体情况，着眼于通权宜之变而另开法门，这种推陈出新的活学活用，使一般的因袭古方、泛泛加减者与景岳不可相提并论。
第二，景岳新方重视温补是事实，但这与景岳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景岳在《传忠录·阳不足再辨》一文中说：“而余谓阳常不足，岂亦非一偏之见乎？盖以丹溪补阴之说谬，故不得不为此反言，以救万世之生气。”此段话道出了景岳纠谬补偏、矫枉不得过正的良苦用心。金元以来，医者拘河间、丹溪之守，不能审求虚实，而寒凉攻伐，动辄贻害，景岳是“以力救其偏”，来纠正当时医家过用寒凉的偏颇。
第三，景岳虽重视温补、长于温补，但并没有滥用温补、偏执温补。这一点其医案可以印证。如景岳曾治一七旬衰翁，陡患伤寒，初起即用温补，调理至十日之外，正气将复，忽尔作战，自旦至辰，不能得汗，寒栗危甚。景岳用六味回阳饮，入人参一两，姜附各三钱煎服。下咽少顷，即大汗如浴，时将及午，而浸汗不收，身冷如脱，鼻息几无。景岳复诊仍用前药，急令再进，遂汗收神复，不旬日而起。此案在亡阳危重之际，投以温补之剂六味回阳饮，是当用温补而非偏于温补之例。又如景岳长子，出生后不久患背疽。初起时，背中忽见微肿，数日后按之，则根深渐阔，其大如碗，而皮色不变，亦不甚痛，至十余日，身有微热，其势滋甚。疡医认为，此病温补一毫不可入口，乃投以解毒之药。一剂而身反大热，神气愈困，饮食不进。景岳念及丹溪有言，痈疽因积毒在脏腑，当先助胃气为主……参之脉证虚弱，便与滋补。遂用人参三钱，制附子一钱，佐以当归、熟地、炙甘草、肉桂之属，一剂而饮食顿进，再剂而神彩如旧。此新生儿属于气血亏虚者，故亦属当用温补之例。患儿为景岳骨肉，温补用药无异，足证景岳对温补法的应用指征的判断很娴熟，而且有自信。治从丹溪之论，说明景岳对丹溪学说并没有全盘否定。上举两例，说明景岳长于温补，而非偏于温补。再如其治金宅少妇呕吐厥脱，辨为胃火所致，用寒阵太清饮奏效，是“弃温用寒”案；而用大承气汤加味治愈一壮年酒毒阳结危证，是“弃补用攻”案。这两案说明景岳临证该清则清，该攻则攻，并没有滥用温补、概施温补。至于后世浅学之士，因失于全面领会，而造成滥用温补的弊病，笔者认为不能归咎于景岳温补学说的偏颇，也不能怪罪于景岳新方的不善。
第四，后世贬景岳者，常常是批驳他某些立论的偏颇。平心而论，景岳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也确有可议之处。如他认为：“凡临证治病，不必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这些话有点片面，客观上为后世医家滥用温补提供了借口。当然，这些偏颇，对于景岳总体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而言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的。姜春华非常赞赏景岳的创新精神，他说：“张景岳以创新精神著为新方，学有渊源，并有巧思，虽新却不脱轩岐正旨，不离仲景规范，且其新意迈出前人。”景岳既然独树理论，独立新法，独创新方，偏颇不足也就在所难免，但就创新精神而言，这恰恰是区分平庸医家和杰出医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笔者认为，景岳新方最可贵之处就是善于继承、善于创新、善于在继承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