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学传承的贡献
1.对《黄帝内经》学术理论的传承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包含《素问》《灵枢》两部分，是被公认的中医学奠基之作，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渊薮。但景岳在反复研读后发现：《内经》文字古奥，阅读困难；《素问》《灵枢》两书有不少内容交叉互见，不便检索；虽有医家对其做了注释，但难懂处仍然不明白，精彩处也没有被充分阐发，而且漏注词语也不少。所以他下决心重起炉灶，独自来完成分类注释《内经》的这项工程，目的是“发隐就明，转难为易”，使后世医生能够方便地读懂《内经》，并利用《内经》理论来指导临床。具体做法是将两书内容按十二大类分拆重编，然后合二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这样既保存了两书全部内容，又以类相从，方便阅读、检索和利用。
历史上，保存《素问》《灵枢》全部内容，同时分拆重编，对经文全注的医家，只有隋·杨上善和明·张景岳两人。但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在宋元之后就残缺不全了，使得张景岳的《类经》成为现存类分重编《内经》并对其经文全部加注的唯一一部《内经》读本，其价值不言而喻。从分类目录而言，任应秋认为，杨上善所分的十九类，“类目琐碎，不得其要”，而张景岳“比起杨上善的分类方法，有所提高，扼要得多”。
《类经》所分十二类为：摄生类、阴阳类、脏象类、脉色类、经络类、标本类、气味类、论治类、疾病类、针刺类、运气类、会通类。景岳说：“又若经文连属，难以强分，或附见于别门，欲求之而不得，分条索隐，血脉贯矣，故（第）十二（类）曰会通类。”可见《类经》中的内容实际上是分十一类的。第十二类即会通类只是将“难以强分，或附见于别门”的经文内容，按前十一类的类别相应归类。为便于参见，会通类之下的各类，又制成若干专条，每条专条的经文经过提要概括，故长短不一。专条末尾都标明出处，很方便查找。以《类经》中“论治类”经文为例，它由两块内容组成。主要部分在《类经》卷十二“论治类”，共有“治病必求于本”等二十章。每章下标明所出篇名与相关经文内容。具体经文下则有景岳的详注，包括释词、难认字注音、串解句意和说明发挥的按语等。如有编在其他类而适宜参阅的经文内容，景岳在该章末也会标明指引。参见部分则在《类经》卷三十“会通类·论治”，共计六十九个专条。《类经》其他类别的经文内容，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主要部分可在该类下直接查找，参见部分则在“会通类”之下的该类下查找。因此，了解景岳拆分重编《内经》的用心和编纂体例，悉心领会景岳对经文的注解，就会大大方便我们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各专题的传承研究。
2.对中医辨证论治经验的传承
景岳在这方面的传承内容主要见于《景岳全书·杂证谟》和《类经·疾病类》的经文注释，特别是在他的“愚按”中。如景岳对张仲景治伤寒的辨治心得做过高度概括：“伤寒一证……在古人垂训之多，何止百家千卷，其中立法之善，无出仲景……然尤有不能已者，在苦于条目之浩繁，而后学求之不易也。观《陶氏家秘的本》曰：‘伤寒治法得其纲领如拾芥，若求之多岐，则支离破碎，如涉海问津矣，盖脉证与理而已。’”景岳接过陶氏话意做了引申：“所谓脉证者，谓表里、阴阳、寒热、虚实之辨也。所谓理者，谓见之真、法之要也，得其理则治无一失矣。”这点明了张仲景辨治伤寒最值得传承的心得，即后世说的“八纲辨证”，至今仍是中医辨证治病最基本的法宝。至于伤寒具体治法，景岳认为主要是“吐、汗、下、温、清、补”六法。他对张仲景“吐、汗、下”三法传承尤详。《景岳全书·伤寒典》有《论汗》《论吐》《论下》专篇。以《论汗》为例，景岳整理出仲景论汗二十四证。他说：“仲景表汗之条，缕析尚多，今但述其切要者，凡二十四证，以见其宜否之法，而大意可得也。”进一步地，他又列出“脉有忌汗者”的七种情况，以及“证有忌汗者”的十三种情况，使后学便于领会掌握。
《景岳全书·杂证谟》下列七十一个病证，除了大部分内科病证外，还包括瘟疫、瘴气、疠风，以及五官科、口腔科病证，包罗面很广。在上述诸多病证中，景岳很重视对各家论治经验的传承。诸病证开头，大多有“经义”一项，是《内经》对该病证的认识。许多病证还列有“述古”一项，有的细分为“述古论”和“述古治”两类，介绍前贤对该病证的辨治经验。据统计，《景岳全书·杂证谟》所引医籍医论或医家经验超过四十种（家）。例如，《郁证》篇“述古”有两条。第一条引丹溪《论郁》。丹溪将郁病分为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和食郁六种，又将“六郁”的脉证特点逐一列出，对后世临床很有指导意义。第二条引戴原礼《论郁》。结尾的小结尤为精彩：“大抵诸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用药杂乱而成郁，故凡病必参郁治。”“凡病必参郁治”，振聋发聩，没有长期临床经验，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又如《痰饮》篇“述古论”有八条，分别为张仲景、陈无择、《活人书》、《原病式》、张子和、王节斋、薛立斋和徐东皋之论，各自阐述了对痰饮病的认识；“述古治”有七条，分别介绍庞安时、吴茭山、许学士、朱丹溪、王节斋、薛立斋和徐东皋等医家治疗痰饮病的独到经验。
《景岳全书·杂证谟》中“论证”“论治”两项，主要是景岳自己对该病证的认识和经验。但有时在其阐述中，也传承验证了其他医家的用方经验。如在《肿胀》篇“水肿论治”一节中，景岳说“求古治法，惟薛立斋先生加减《金匮》肾气汤，诚对证之方也，余屡用之，无不见效……凡病水肿于中年之后，及气体本弱者，但能随证加减用之，其应如响，诚诸方之第一，更无出其右者”。查薛氏此方，见载于《古方八阵·补阵》。全方十味药，与“济生肾气丸”组成药物完全相同。唯其中五药剂量有异，且有大异。“济生肾气丸”用熟地半两，茯苓一两，附子二两，肉桂半两，川牛膝半两；薛氏方则用熟地四两，茯苓三两，附子五钱，肉桂一两，川牛膝一两。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用量，于此可见一斑。
除《景岳全书·杂证谟》外，景岳在《妇人规》《小儿则》《外科钤》等专篇中，也传承了前代医家不少的宝贵经验。
3.对经典古方的传承
中医临床经验仅仅依靠自身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经典古方的传承非常重要。
《景岳全书·古方八阵》是张景岳对经典古方传承的重要贡献。他说：“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欲通其用，涉猎固难，欲尽收之，徒资莠乱。今余采其要者，类为八阵，曰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之外，复列有妇人、小儿、痘疹、外科之四方。……因古人之绳墨，得资我之变通，医中之能事，斯亦先机一着也。”经核，古方八阵，包括所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四方，总计收列经典古方、经验方2275首，其中补阵165首，和阵378首，攻阵113首，散阵114首，寒阵184首，热阵193首，固阵66首，因阵303首，共涵盖眼目、耳病、面鼻、口舌、齿牙、咽喉、诸毒、虫毒、杂方9部分内容。另附妇人方143首，小儿方134首，痘疹方155首，外科方327首。
从2275首古方来看，标注医家或医书出处的仅占一部分。笔者梳理了一下，标注汉唐古书出处的有《灵枢》《伤寒》《金匮》《小品方》《深师方》《集验方》《广济方》《崔氏方》《千金》《外台》等。宋代有《局方》、《圣惠方》、《本事方》、《济生方》、《三因方》、《妇人大全良方》、《洪氏集验方》、《杨氏家藏方》、《全生指迷方》、《是斋百一选方》、《仁斋直指方》、《易简方》、钱氏等。金元时代有洁古、河间、东垣、子和、丹溪、《卫生宝鉴》、《医垒元戎》、《御药院方》、《世医得效方》、《瑞竹堂经验方》、《澹寮集验方》、王中阳方、《活法机要》、《济生拔萃》等。明代有《医学正传》、原礼、《奇效良方》、万氏、薛氏、陶氏、刘草窗方、《明医杂著》、《医学统旨》、《韩氏医通》、《医林绳墨》、《古今医统大全》、《玉机微义》等。此外，虽有标注，但难以确考的前代医籍、医家也有不少，如前代医籍《家秘》《医录》《撮要》《选要》《秘验》《秘旨》《会编》《集要》《大旨》《青囊》《辨疑》《外科》，医家徐氏、李氏、陈氏等。在这些难以确考出处以及没有标注出处的古方中，有一些可能是景岳从民间搜集到的有效经验方。
总之，张景岳为传承古代经典方、经验方，花费了大量心血，不仅收集面广，重点突出，而且涉及临床各科病证治疗需要的方方面面。从《景岳全书·杂证谟》中各种病证所附的“某某证论列方”和“论外备用方”目录可以看出，《古方八阵》2275首古方和《新方八阵》186首新方，就是景岳临床治病的“方库”，他就是靠这两部分方剂“主打天下”，应对临床各种病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