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出大山
韩城多山，又濒临黄河，土地贫瘠，历来生民多艰。
王进顺迁韩之后，子孙世代务农，然而不废诗书。其孙汝龙，字乾若，谱称“学富三冬，名场屡踬，躬耕乐道，赍志以终”；汝龙之孙家檀，也就是王杰的祖父，“字栋宇，号习儒，又号象峰”，隐约传递出对读书的喜爱。家檀公去世甚早，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家庭陷入困境。王杰之父廷诏排在第三，少年进学，却因家贫中辍。孙景烈曾细述其心中不甘以及对命运的抗争，曰：
君（廷诏）少就外傅，贫不能卒业，而所诵“四子书”终身实得力焉。尝释耒而叹曰：“吾不能以文字起家，奈何令子侄仍为农夫乎？”遂由营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务税课司大使，尽子侄八人以行，至则延师教授。而君于公务之余，亦理及旧业，与其师相质辨……〔5〕
此一段文字真切，满含温情，叙写的是一个农家的兄弟情谊与奋斗精神，读来很受感染。
营田，古与屯田相同（北魏、唐、宋皆设营田使），至清代则多指屯垦中的一项，主要是北方尤其是京畿地区营造水田，以大幅提升土地利用面积和农作物的收成。康熙年间，天津有万余亩低湿荒地被开垦为水田，收效甚好。雍正帝继位后，命于滦州、蓟州、天津等地创设营田机构，以怡亲王允祥总理其事，大规模展开营田事宜。必须说明：营田是与兴修水利工程统筹实施的，事关国计民生，很快就大见成效。雍正五年八月，怡亲王领衔奏报：所营京东滦州、丰润、蓟州、平谷等六州县垦有稻田三百三十五顷，京西庆都、唐县、新安等八州县有稻田七百六十顷七十二亩，天津等三州县共得稻田六百二十三顷八十七亩，京南正定、平山等十州县开垦稻田一千五百六十七顷七十八亩，加上民间自行改为水田者五六千顷，“俱禾稻茂密，高可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多处“呈送新开水田所产瑞稻，或一茎三穗，或一茎双穗”〔6〕。雍正帝闻知大为喜悦，命宣示臣下。
营田得见成效，在于朝廷的高度重视，也在于早早出台了一套激励措施。内阁大学士朱轼奉旨参与此事，长期奔走于各处工地，不辞辛苦，并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上《营田事例》，共四款：
一、自营己田者，照田亩多寡，给与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带，以示优旌；
一、效力营田者，应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录用；
一、罣误降调革职之员效力营田者，准开复；
一、流徒以上人犯效力营田者，准减等。〔7〕
这就是孙文中所说的“营田例”。因记载欠详，不能肯定廷诏是将自家的地亩改造成水田，是捐银资助营田事业，还是效力于官方的营田工程，但可肯定此乃他与两个哥哥的共同举措，尤其是大哥廷
起了主导作用。
乾隆《韩城县志·孝友传》记录了王廷
的事迹：
王廷
，字可道，号行一。早失怙，兄弟三人贫无资。
极力经营，不辞劳瘁，渐至丰裕，诸子侄皆令读书游泮，登科者济济一门，都宪公杰其尤著者。妹氏家贫，为之输租已给耕。邻有欠债不能举还者，即毁其约。有族人举丧无葬地，以己地给之无德色也。邑令刘延为乡宾。〔8〕
王杰幸运！不仅有一个好父亲，更有一个能干的好大伯。廷
比二弟大三岁，比小弟大十三岁，在父逝后奋力支撑门户，辛苦劳作，努力让两个弟弟读书。而由二弟读到国学生，三弟不得已辍学务农，也能见出其间的惨淡经营，一个普通农家从贫困走到丰裕，真不知要经受几多艰辛。
文中提到的“邑令刘”，为韩城知县刘永基，雍正二年至六年在任，给予行善乐施的王廷
较大荣誉，由此也知其家已略有家资。三兄弟合资合力，应也得益于刘知县的帮助，为老三廷诏谋得一个税课司大使。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职务虽低微，事务虽繁杂，毕竟是家族中第一个踏上仕途的。廷诏走出了大山，带着妻子儿女，以及兄长的儿子，到南方的杭州城任职。
据其宗谱，三兄弟共有九个儿子，老大门下有四个，第四子王煜不足两岁，不可能随行。推想此乃三兄弟的约定，即为下一代创造一个较好的读书环境，用心良苦，令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