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筵讲官

五十年十一月，有旨“以兵部尚书王杰充经筵讲官”〔35〕。与之同时，吴省钦被任命为顺天府府尹。

皇上似乎有意让身边的文学侍臣交替升迁，“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譬如曹文埴、彭元瑞，数年来一直挨在王杰后面，现在文埴做了户部尚书，元瑞做了礼部尚书，又列于前面。从来没见王杰显示出升官的急切焦灼，自己升了毫无骄矜之色，别人升迁也视为理所当然。这个时候的他，把较多精力花在准备经筵所用的讲章上，那可是丝毫马虎不得的。

经筵，乃专为帝王设立的讲席，内容主要是经史。其说来源甚久，至宋代渐渐定型，大儒程颐曰：“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36〕可证经筵在朝廷制度中之尊崇。进入清代，沿承明朝之例不设宰相，经筵之制似与国家治乱所关更巨。康熙帝亲政后，特别重视经筵，不光自己认真倾听，谕令“自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皆侍班”〔37〕，即也来听讲圣贤之书和治国的道理。每次的讲题慎选经史中词句，阐释论说不离国家大政，时也紧密联系时局。在康熙帝的引领督策下，皇子皇孙多刻苦读书，博览典籍，极大地提升了大清皇室的人文素养。

雍正帝即位时已四十五岁，饱读诗书，不再举行日讲，仍在三年服满后开设经筵，每年仲春、中秋择吉举行。乾隆帝也延续这一模式，在登基第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大典。他自负学养深厚，首次经筵大典即开创新例：直讲官讲述之后，由自己宣示“御论”。所谓御论，是皇上根据讲题阐发的论点，弘历于此极为郑重，所论大多出于亲笔。于是皇帝由听讲变成了授课，经筵讲官的阐解成了垫场，主讲人变成了皇帝，御论成为最重要的环节。皇上弘宣御论之时，大学士率讲官以及九卿以下在场官员群跪敬聆，然后还要由内阁首辅或资深大学士出列，讲一通“亲承圣训，曷胜诚服”云云。

举行经筵乃朝廷大事，作为朝廷嘉礼之一，仪节简洁庄重，据《清会典事例·经筵典礼》：

是日，满汉讲官俱补服，袍用蟒袖，及侍班内阁满汉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侍郎，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詹事府满汉堂官各一员，各具补服至文华殿丹墀两旁序立；侍仪满汉给事中各一员，满汉御史各一员，补服于两旁稍后立，起居注官四员，补服立于西阶下……〔38〕

这是迎候皇上大驾的场面。而皇上则身着常服而来，跟从侍卫也不多，以示谦逊亲切。

由于每年五月至九月要举行木兰秋狝，乾隆帝较早就撤销了仲秋经筵，使一年两次减为一次。而四十九年春第六次南巡、五十年春登基半个世纪大庆，都挤掉了当年的经筵。五十一年二月初六日，经筵大典再次举行，乾隆帝先期遣官告祭奉先殿、传心殿，出御文华殿。直讲官照例为四人，满员汉员各两人，至讲案前行一跪三叩礼，尔后归班。先是德保和彭元瑞进讲，题目是《论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一句。讲毕，皇上发表一番御论。接着上场的是玉鼎柱和王杰，进讲《书经》“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句。讲毕，又是乾隆帝宣示御论，曰：

六府三事，皆养民之政。而惟修惟和，则各有其序，有由己、有不能由己者焉。何言之？五行之相克相生，皆一定之理。泄其过，补其不足，皆可以由有养民之责者之修之也。若夫三事之正民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虽由于养民者之和之，而和岂易言哉！正德在于利用，利用在于厚生，厚生何在乎？在乎使有菽粟如水火。耕九余三，或可由善政以致之；而时若雨旸，绥丰锡屡，不可由人力以致之也。故惟修可以由己，而惟和不能由己，必在阴阳之和，雨旸以时。则此和岂易致哉？亦惟祈年慎德，饥溺在怀，而尤重于察民隐、不讳灾，或庶几其致和。此劝歌勿坏之意乎？〔39〕

应该说阐解得很扼要也很精彩，其所强调的“养民”“厚生”，要求各级官府行“善政”“察民隐，不讳灾”，皆体现了博大的家国情怀。

王杰那天讲了些什么？是否杂有老陕口音？他与另一位出身宗室的讲官玉鼎柱如何分工？皆不得而知。仅知最后由大学士阿桂、嵇璜出班，赞誉皇上“德全仁智，治洽中和”，“亲承圣训，不胜钦服”，诸臣再一次排列整齐行二跪六叩礼。礼成，皇上在文渊阁赐茶后还宫，接下来在东庑的本仁殿赐宴，就是这些个大臣自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