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大丧的冲击波
与处分安宁同时，乾隆帝几次提到皇后大丧期间一些大臣违制剃发，为之震怒，惩处极为严厉。
十三年（1748）三月，乾隆帝奉母东巡祭孔，刚至济南，皇后富察氏突然患病。弘历见其病势沉重，当即决定由运河返京，孰料在十一日逝于德州舟次。富察氏于雍正五年成为弘历的嫡福晋，伉俪情深，岂知做了皇后以后二子连夭，身心受创，竟遽尔撒手尘寰。弘历痛彻心扉，写作了多篇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以长逝”〔13〕，命以超高规格办理丧事，谥为“孝贤纯皇后”。
皇家三宫六院，自难以“专一”“不专一”来评说，却也会有持久深挚的爱情，而一旦失去，皇帝在大悲痛之下，或也造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弘历先失嫡子，再失元后，心中郁结难以排遣，变得敏感易怒：
见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在迎丧时表情不够悲伤，弘历当众痛责，他们的师傅谙达也跟着受罚；
翰林院撰写的谥文出现满语翻译错误，负责翻译的侍讲学士塞尔登、审稿的吏部侍郎德通被革职；
刑部尚书阿克敦在值班时早退，更是激怒皇上，以“大不敬”判处斩监候，连带刑部所有堂官（满汉尚书、满汉左右侍郎）都受到责处；
接下来，光禄寺、工部、礼部皆因办事不到位被挑剔责骂，也是一处分一大片。
皇上被悲伤控制了情绪，一缕痴情演化为臣子的灾难，朝中人人自危，岂不知这才是开始。皇后去世，外地大员通常不许至京吊唁，乾隆帝也未做要求。但天下从不缺善于窥测逢迎之辈，督、抚、将军及织造、盐政都有人上疏请求赴京，只有尹继善等老成持重者未表态。在一史馆现存档案中未见到老尹致皇上的慰折，大约不是疏忽，而是以常例无须如此。岂知弘历痛令智昏，将臣下在孝贤皇后大丧期间的表现视为对自己的态度，凡没有奏请赴京送葬的，皆予以降两级的处分。全国有五十多人被降级，尹继善排在前列。
六月十三日，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因在大丧百日内剃头，被人举报，命拿交刑部问罪。就这两起违制剃头案，乾隆帝发布了措辞严厉的谕旨：
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皆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发，彼不薙发者无不处斩之理。此百余年人所共遵，不待传谕而后晓，是以会典律例皆无明文，盖以修《会典》时不过增损明季之旧章，明朝原无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当然，不必载之简册。……至谓汉人遂可不遵百日之制，苟有此心，即与不肯薙发者同，尤不容诛也！〔14〕
清廷入关后颁剃发令，逼迫汉人悉遵新朝服制，“留发不留头”，杀戮惨重，实乃一桩血淋淋的历史罪案，竟被弘历拿来作为堂皇正大的依据。而所谓“国丧百日内不剃头”的本朝制度，既不见于《大清会典》，雍正帝驾崩时也未认真执行。孝贤皇后丧仪中虽有“百日剃头”者，但毕竟知道的人不多。大约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弘历虽加痛斥，还是决定格外施恩，传谕除已经查出的，各省督抚等官于接旨后不必再追究。但又特别声明：旗人本应知道这一祖制，如果有人剃头，不在宽免之列。
对姜、金二人的审讯拟罪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办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乾隆帝见迟迟未提交处分预案，将刑部尚书盛安召来询问。这是一位正直诚笃的老臣，虽不免仰承旨意，仍有良知和尊重法律的职业底线在焉。都察院对金文淳初拟为斩立决，盛安先为左都御史，七月十六日升任刑部尚书，召见时曾对皇上当面表示量刑过重。弘历叫他按照律例定罪，自己会加恩酌减。可盛安仍旧感到为难，拖延不奏，并在皇上诘问时举康熙朝李斯琦的例子，认为如此重判会损害皇上声誉。乾隆帝勃然大怒，说李斯琦仅是一个私自剃头的免职官员，金文淳乃翰林出身，官至知府，属下曾以“满官皆未剃头”规劝，依然不管不顾，即使斩决也是罪有应得，何况已有从宽之旨。他声称此举意在维护祖制和明正国法，绝非迁怒（谕旨说：如果要迁怒，只能惩处御医，何必处置那些百日内剃头之人），谕令将盛安革职治罪，并警告汉尚书汪由敦不得以与金文淳同乡庇护。天子的雷霆之怒，令一帮司法大员魂飞魄散，很快将盛安从重拟为斩决；吏部也奉旨拟出处分意见，除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侍郎兆惠外，所有刑部堂官均革职。得旨：盛安从宽改为斩监候，汪由敦等“从宽免其革任”〔15〕。看到这里，也为尹继善捏一把汗——他也担任过刑部尚书，若仍在位，真不知会怎么样？
到了闰七月，孝贤皇后逝世已过百日，乾隆皇帝的悲恸似乎在与日俱增，脾气也更加暴烈。一连串的官员剃发案件相继被揭出，从官员到普通兵丁都有，几乎遍及全国。弘历也知法不责众，但已骑虎难下，只能针对那些在职大员。首先撞到枪口上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他是一位出身翰林的学者型高官，由卿贰升任方面大员，历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又调任南河总督，同时兼漕运总督，一直较受器重。大概觉得过了二十七日的丧期即可，不光周学健自己剃了头，属下也纷纷跟着剪发。后来得知有百日之禁，剪掉的头发却是接不上了，只得躲着不敢见人。福州将军新柱进京，对皇上报告路过淮安时，周学健以查河为由避开，听说是剃头了，弘历未做追究。岂知安宁专折奏报此事，不便再佯装不知，令督办河工的内阁大学士高斌拿解来京，交刑部审讯。乾隆帝又发出一份长篇谕旨，谴责周学健“丧心悖逆”，“目无上下之分”，说他本应该自首，却是设法蒙混掩饰，进而批评内阁、军机处等举朝大臣合起来为之遮掩，曰：
此事传闻已久，举朝大臣官员岂概无闻见？乃无一人举发。外廷九卿召对尚稀，至军机大臣等时常召见，亦未经奏闻，其意不过欲为之蒙蔽，以救伊重谴，试思朕果可蒙蔽之主乎！今朕降此旨，伊等能封驳执奏乎？现在交部治罪，部臣即汉人同年相好，尚敢以己之身家首领为伊保全乎？又都察院御史给事中等平时采听风闻，即细微未甚确实之事，动辄陈奏，今以周学健之悖谬，朕已屡有所闻，乃未见伊等片牍入告，明系伊等师生朋党之谊，固结弥缝，牢不可破，是以代为容隐，缄默不言。朝廷设耳目之官以司纠劾，可如是之徇隐袒庇乎？即非尽出于党护周学健，亦必以为举发此事，将恐招致物议，人心至此，尚可问乎？〔16〕
一连串的问号，一连串的警告，早忘记自己起初也是不愿追究的。行文风格强悍霸蛮，是乾隆帝惯用的思维与语言逻辑，由剃头上升为辜负圣恩，上升为故意蒙骗，再扩大至朝中大臣与科道官结成朋党，或遇事只知顾惜自己的名声。最后一点的确是存在，也不宜全说成私心。有的学者说孝贤皇后的遽尔辞世使弘历性情大变，一改早期对大臣的温煦敬重，那倒不全是，几年前的朱批已时见峻厉刻薄，只不过大丧期间表现得更为激烈而已。
周学健人缘甚好，在朝中根基也深厚，大学士高斌奉旨拿解，江西巡抚开泰奉旨抄家，刑部尚书钱陈群奉旨审办，都预先受到皇上警示，要他们不得庇护，否则会受到严惩。而弘历对着并不相干的尹继善，也指名道姓地发了一通火，措辞极为严厉。他说：满洲人中科举出身的尹继善，实乃好名无耻之徒，身任江南总督，对周学健剃头之事明知不奏。如果不是顾及同年之情，有心欺君隐瞒，就必然是担心奏报此事会影响声誉，其心可诛！此事按说与老尹并无瓜葛，周学健的衙门远在淮安，尹继善管事又多，不可能与周经常见面，但二人系同年进士，素来交往亲切，便被皇上盯上，命吏部严察议奏。吏部堂官早被皇上的暴怒吓破了胆，哪里还敢为老尹解释，提议依照溺职之例将其革职。乾隆帝倒还留有余地，从宽给了个革职留任。仅一天之后，又命撤掉安宁，由他兼任江苏巡抚。
今天所谓的“躺枪”，对尹继善来说真是太贴切了。就在六月间从苏州返回金陵途中，尹继善病倒了，由感冒中暑发展成疟疾，病势凶猛，一直以躺着为主。这在那时可是要命的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染上疟疾，向皇上求赐金鸡纳霜（为传教士带入中国，曾治好玄烨的病，皇宫中常年保存，极为珍贵），康熙帝派飞骑驰送，虽未及挽回曹寅性命，却留下一段佳话，令红学家津津乐道。尹继善岂能不知道这个故事，也派人进京请求乾隆帝赐药，可闻知皇上对自个已生严重不满，赶紧再让人飞速追回。此事迅速传到无所不知的弘历那里，包括他与安宁、吉庆等商量奏请南巡，犹犹豫豫迟不上奏等情，都被皇上知晓，降谕斥责，指责他行为诡秘，不够光明磊落，“自食其言”，“居心毫无诚实”。尹继善不敢求药，更不敢请假，卧病处置各项政务，也是福大命大，到了九月间，已可扶着拐杖在房内行走了。不知是否从周学健事件中受到震慑，湖广总督塞楞额（就是那位邀请孙景烈主持关中书院的原陕抚）、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均上疏请罪，坦白在百日内剃了头。终于抓到一个满洲大员示众，乾隆帝赐令塞楞额自尽，给予周学健绞监候处分，后因亏空等事被赐死。
那场突兀的大病算是救了老尹。他扶病上疏，对未能举劾周学健向皇上请罪，反复检讨，说是病得昏了头，除坚持办理公务外，已顾不上其他，显得较为真实可信；也说起当初奉有“未发觉者不必查参”之谕，内心糊涂，没有区别一般官吏与满汉大员。尹继善在奏折中做出紧跟姿态，提出还有一些汉军旗佐杂人员剃头，表示会一一查实，从严处理。乾隆帝又是一通斥责，认为此举意在迎合，涉嫌扩大化，宣称：“朕处分此事，一秉虚公。周学健之罪，并不因尹继善欲为之宽而宽；河员之罪，亦不因尹继善欲加之严而严。因物付物，初不存丝毫成见。”〔17〕并将尹继善奏折与朱批公之于众，看上去一点也不给面子，可老尹心下明白——已然得到了圣上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