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宋之间

正是做过王杰门客的江藩，日后写了两本至今影响很大的书：一是《汉学师承记》，主要是为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作传，也记述自己的师承和交游，写作时颇带感情色彩；另一本是《宋学渊源记》，专为清朝理学家作传，其中不少为前明遗民，至乾嘉间则几乎没有什么成名人物，潦草成书。江藩的做法看似一碗水端平，实则厚此薄彼，扬此抑彼，很快就有方东树写了一本《汉学商兑》，用激烈的言辞予以抨击。那是门派与圈子的意气之争，也是后话。

汉学与宋学的提法由来已久，江藩各成一书，有意对学者加以区分，而要点在于推重汉学。他为宋学家（即理学家）作传，为减其声势，声明将朝中大员排除在外，其中就有陈宏谋与王杰，说他们“以大儒为名臣，其政术之施于朝廷、达于伦物者具载史宬，无烦记录”〔18〕；又说自己乃草茅下士，担心见闻失实，故省去，专收那些“或处下位，或伏田间”者。这样的说法看似不无道理，实则违背学术史的撰述原则，怎么能以社会地位决定去取呢？因为是在朝大吏就降格收录，固属可笑；可反过来一律不收，也很荒唐。

而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中，又非常在意传主的科名与职位，在意他们任职翰林院或做过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的经历。书中特别标明各人的科名与居官经历：如卢文弨为乾隆十七年壬申科探花，王鸣盛为十九年甲戌科榜眼，任大椿为三十四年己丑科传胪（二甲第一名），邵晋涵为三十六年辛卯恩科会元，金榜为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胡长龄为五十四年己酉科状元、汪廷珍为该科榜眼，洪亮吉为五十五年庚戌恩科榜眼；他们以及朱筠、钱大昕、戴震等皆有过一段翰林经历，或终老翰苑，不少人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审校；而朱筠、卢文弨、钱大昕、洪亮吉皆曾提督学政，王昶仕至刑部侍郎，王鸣盛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位已属上层；纪昀更是官至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附入的胡长龄仕至礼部尚书，汪廷珍仕至协办大学士，皆为当朝显宦。由此也可知，二书的收录原则是很不一致的。

对古代学者的分类颇有难度，尤其是一流学者，专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应是广博和会通。《汉学师承记》卷七所收“程晋芳”，已经漆永祥指出曾对汉学多有抨击，附于“纪昀”后的翁方纲也有被“抓壮丁”之嫌。另如彭元瑞博闻强记，诗文俱佳，个人著述之外，又精于古代器物和书画的鉴定，主编或协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图籍，学识与成就超过江藩书中的不少人，乃因一事交恶，便视之若无，也显得格局狭窄。

至于纪昀本人，曾多次谈及汉学宋学之争，倡言“两无所偏好，亦两无所偏恶”〔19〕，却在《丙辰会试录序》中亮明了观点：

……至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如竟以订正字画、研寻音义、务旁征远引以炫博，而义理不求其尽合，毋乃于圣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20〕

江藩与纪昀似无太多交往，为其作传，大段摘引的是纪氏为戴震《考工记图》所写序言。孰知纪昀反对将考据极端化，认为会影响士习与文风。受命主持嘉庆元年丙辰恩科会试时，他特别声明“臣等所录，惟以平正通达，不悖于理法为主；而一切支离涂饰、貌为古学者，概不录焉”，矛头所指正是汉学的流弊，以此作为端正文体的举措。

在《宋学渊源记》中，江藩把王杰列入理学大臣，即宋学一派，说来并无大错。出于纪昀门下的赵慎畛也认为王杰提倡理学，写道：“我朝宰辅中，以理学提倡者，朱文端、陈文恭其最也。逮于文襄以词章见长，彭文勤又从而恢张之，而理学绝响矣。及见韩城王宫傅，犹有理学模范。”〔21〕二人皆不知王杰在关中书院所攻为古文，《关学续编·酉峰孙先生》：

（孙景烈）成就关中人士甚重，各以其才，尝曰“吾门治古文之学者有韩城某某、雒南某某，治义理之学者则有临潼某某”云。〔22〕

韩城某某，即王杰。而雒南某某为薛宁廷，出身雒南望族，乾隆十五年从景烈读书，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有诗文传世；临潼某某为王巡泰，十九年甲戌科三甲进士，曾在多地任知县，颇有政声，于吏部考功司主事任上辞职还乡。王、薛二人名位皆不尊显，但与王杰一样居官清廉，讲求操守。

王杰恪守师门教诲，杜绝声气之交，即便与同门也绝不互相鼓吹，遑论其他。而汉学名家如孙星衍、阮元、洪亮吉、凌廷堪等出于其门下，皆曾得到其关心爱护。嘉庆帝亲政后下诏举贤，王杰举荐了王念孙，乃朝中最早弹劾和珅的御史，也是一个被江藩遗漏的朴学大家。王杰酷嗜读书，探讨义理，加上阅历丰富，有很多深刻体悟，却也从未将之当成名山事业，所作亦不珍惜。他所秉持的是孔子的“为己”之学，至于汉宋之争，乃至于两大派内部的门户之争，皆不入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