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六册《永乐大典》

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搜辑和保存稀见典籍，所以乾隆帝闻知《永乐大典》中有大量古本后，立即下旨进行检核，命写出提要，加以抄录。四库馆组建后，于翰林院和武英殿分设编纂处，而翰林院以辑录大典中遗书和片段为重，自一开始就配置了三十名纂修官，另有提调、收掌官员，订立了严格的工作流程。可就在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四库馆首席总裁永瑢奏报父皇，丢了六册《永乐大典》：

窃臣等遵旨纂办《永乐大典》内散篇各书，所有应行采录诸条，现在陆续摘抄将竣，因派令各纂修等将已经理清粘出副本，查封原书，逐一分头详细校勘，以便迅速编排成帙。正在上紧克日催办间，兹据纂修官·庶吉士黄寿龄告称：职蒙派纂辑散篇，所有现分之《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二部，头绪较繁，均须查对原本。缘日间校对未毕，恐致迟误功课，因于十三日晚间将《永乐大典》原本六册，用袱包裹带回，拟欲乘夜趱办。讵行至米市胡同，偶然腹泻下车，被贼连包窃去，追觅无踪，实属一时失于照料，不胜惶惧，理合报明查缉……〔22〕

六月十三日夜里发生的失窃案件，为何十二天后才奏报？乃因四库馆深知案情重大，动用各种手段，希望能找回被窃的书册。永瑢奏称已交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司坊派员抓紧缉查，但还没有结果，同时说明黄寿龄属于私自将书带出，并未报告管理人员，提议将他交部议处。

犯事的黄寿龄为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因学问较优，直接从庶常馆抽出来任纂修兼校对官。四库馆实行严格的分工和责任制，给每位纂修官一定的辑校指标，规定在期限内完成。黄寿龄为了赶工，就悄悄把书带回家中，准备开夜车做一些核对，岂知犯下一个惊天大案。真不知那个夜晚他是怎么度过的，次日一大早向上司报告，可推想他本人及车夫都会被反复审问。

乾隆帝得知此案后大动肝火，谕曰：

《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况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已可不误课程，原无借复事焚膏继晷。至馆中设有提调人员，稽查乃其专责。携书外出，若曾经告知提调，即当与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携归，该提调亦难辞失察之咎。着舒赫德查询明确，据实复奏。其所失之书，仍着英廉等上紧严缉，毋致阙少。至在馆之总裁朝夕共事，亦不应漫无觉察若此，并着明白回奏。〔23〕

永瑢和舒赫德赶紧表态：一定要从严对书册的管理，同时也继续追查失窃图书。舒赫德还奏报初步调查结果，说黄寿龄私自携出《大典》书卷，应负主要责任；提调、收掌等事先不做查收，也要承担失察之责。金简也上奏，说是接报后曾派内务府番役头目盘问黄寿龄，并派兵丁对全城严加缉查，正在抓紧侦办中。四库馆总裁各掌重权，英廉为提督衙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负责京师守备和治安；张若溎为左都御史，所属有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兵马司及各坊；金简则是内务府大臣，所属审刑司、采捕衙门均有办案职权。书册失窃案件发生后，这些强力部门一齐出动，公开搜检盘查，暗地里布设密探眼线，凡是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折腾个底儿掉，仍未见踪迹。

如此的搜查强度，无疑会使盗窃者惊恐不安，不敢携带上街，不敢卖给书坊，也不敢久留手中……七月十六日，步军统领英廉奏报：所遗失的六册《永乐大典》于昨夜在“御河桥河沿被人拾得”。乾隆帝松了口气，下旨继续搜拿窃贼，命英廉“密派妥干番役等于书肆、纸铺、小市、荒滩等处留心体访……跟究贼踪”，哈，那也就是说说罢了。

被窃的书册失而复得，但有关人员的失职必须处分。吏部拟了一个处罚意见，最后由皇上决定，主要是追究领导责任：永瑢，罚职任俸三个月；舒赫德、王际华、蔡新、英廉、金简、张若溎，罚俸三个月；李友棠，罚俸一个月；具体负责的提调梦吉、王仲愚，罚俸一年。至于惹出事端的黄寿龄，吏部说本该“降一级留任再罚俸一年”，可他还是一名庶吉士，尚未散馆授职，无级可降，提议罚其在庶常馆再学习三年。乾隆帝倒是予以宽大，认为重要的是管理不严，带书回家的不会仅此一人，改为罚俸三年，免去了不准毕业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