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己之学

清朝初年，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在扼腕痛愤之余，反思明廷沦亡之因，批判王学末流的“游谈无根”，一变而讲求经世致用，提倡实学。至乾嘉年间，考据之风盛行，汉学、宋学争持不已，吴派、皖派、浙东学派赓相兴起，学术繁荣，同时也不免流于琐屑和边缘化。而始终有一批读书种子，不管在朝还是在野，均能默默负载着儒学的务实传统，砥砺前行。关中书院的山长孙景烈如此，封疆大吏尹继善、陈宏谋如此，读书士子王杰亦是如此。

《河南程氏粹言·论学》记录了二程与表舅张载的一段对话。二程说：关中人士谈学问时往往涉及政治，谈论时政也不免扯到礼乐等学问上，应该说是善于学习了。话虽如此，或也含有嫌其不够纯粹之义。张载说：

如其人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学古道以待今，则后世之谬不必削削而难之，举而措之可也。〔37〕

这是对二程的回应，有意厘清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志向远大而不图名利，只在于经世济民，在于古为今用，而非仅仅专注于青灯黄卷，或借古讽今，徒逞口舌之快。

春秋时代，学术的功利色彩已然浓重，故孔子论学，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38〕为己，指在德操学养上自我完善，在事功上自我实现；而为人，则意在迎合世人以博取名声。自此以往，儒家代表人物皆推崇“为己之学”，以“为己”否定“为人”，提倡理想人格的养成，摒弃功利主义与浮靡学风。这是儒家道统一以贯之的原则，是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哲学亮点，而一旦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又不免复杂缠结和难以把握。《颜氏家训·勉学》曾对此做了进一步辨析：“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39〕在颜之推看来，为己与为人既有古今之别，亦因人因事而异，要在能够学以致用，有利于世道人心。

张载是“为己之学”的践行者，而重在经世致用，重在为国家民族效力。他曾说，通过学习懂得了道理，如果不去付诸实践，就像站在半空中，始终不能脚踏实地。对于《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载认为“所行即是道”，“天行健”即天道，进而提倡“刚健笃实，日新其德”，“不成名，不求闻也，养实而已”〔40〕。这种至诚笃实、踏实做事的人生态度，深刻影响到一代代关学传人。文人最容易拉帮结派，诗酒唱和，互相标榜。孙景烈深恶此习，主持关中书院时曾对众弟子谆谆告诫：

古之学者为己而已，标榜声气则为人矣。此君子小人儒所由分，而可为乎？〔41〕

终其一生，王杰都谨遵老师的训导，沉静读书，尤其是读《易》，从中体悟天地造化与人生哲理。著名学者江藩称他为理学大臣，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