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朱熹等先贤

朱熹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其所倾注心智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后世学子的必读书，成为明清两朝科举的规定用书。王杰出身关学，而宋代以后闽学与关学相互激荡融会，又被称为“关闽之学”。他的恩公陈宏谋，就是闽学大家，所以《清儒学案》将王杰列入“临桂学案”。穷匮之际，王杰曾有过一段游学会友的日子，主要在山西河南，也到过福建。这次则大为不同，以督学身份踏访朱熹等先儒撰述与开办学校之地，对王杰实在是一种特殊际遇。

抵达福建之初，王杰就接到礼部的一份通知：“命各省学政于按试之余，将通志一书，不拘时日，悉心查阅。其有现在修辑之志，亦令考核行刊。”其时《福建续志》刚刚成稿，尚在编次缮写阶段，曾任陕西学政的吴嗣富为主纂之一，王杰作为昔日门生，加以职责所在，认真阅读了这部通志，复将近三年之事增补入各门，并为之撰写了序言。序中说到入闽三年中的行迹：“予自按郡以来，西涉龙岩、汀水之险，北历樵川、剑浦之奇，东揽太姥、霍童之盛，南望澎湖、厦岛之区，登三山而周四境，厥地广轮约二千里，惟学使者舟车所至，有以遍历其境。今得于涉览之余，辄以所见证之所闻，而事迹殆无缺略之憾，俾后之读是志者睹人文之炳蔚，乐风土之还淳……”〔38〕最后两句中，蕴含着对朱熹及诸位闽学前哲的敬意。

职责所在，王杰在闽期间写了不少序和记，宗旨皆不离表彰前贤的学术辉光，鼓励士子立志读书，学以致用。所作《顺昌县志序》说：“歕欱精灵，笃生豪隽。槎溪、高峰两先生前后羽翼，龟山、紫阳并兴儒教。元明以来，代不乏人，至我朝而名贤鼎盛，盖圣化涵濡日久，崇山峻岭比屋弦歌，而地方大吏及良有司之培养作新，非一日矣。”〔39〕不忘接续道统，并立志对学习风气有所改进。他深知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对学子的意义，所到之处，见到学校残破者，皆与当地官员和士绅商量，设法筹措资金，加以修缮。前面已写到建阳重修县学出于他的推动，对那些自行改造扩建者，王杰更觉欣慰。如泉州府重修文庙，系士绅百姓自主发起，集资陆续施工，“首完殿宇，次两庑、泮池，次大成、棂星诸门”，历时七年始得竣工。王杰闻知后撰写专文致贺，真诚赞扬那些出钱出力的富商和普通人。

朱熹中进士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泉州同安县主簿。此地滨海，民风彪悍，常与邻县发生大规模械斗。朱熹说服知县等官，着手整顿县学，修建“教思堂”“经史阁”，鼓励年轻一辈读书，移风易俗。同安县重修文庙，王杰在文章开篇，提到朱夫子在担任主簿时建造藏书阁，收录经史九百多卷于其中，每天与士子探讨学问，形成了一种读书风习，数百年间人才辈出；接下来指出“自朱子迄今，流风已邈，庙学圮坏”，县学已破败得不成个样子。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地，王杰望之痛心，竭诚推动重修扩展之举，并为之鼓与呼。他写道：“余自奉命视学以来，念闽为理学名邦，四年中夙夜祇慎，惟恐言不足为多士则，况同（即同安）又朱子所尝教化之邑……今同之高士轩朱子遗记犹存，往迹可考，多士曷不因庙貌之新，而使朱子之流风余韵俱振而新乎！”念兹在兹，其情殷切。

在为新修《同安县志》所写序言中，王杰特别提到“同为文公过化之区，流风余泽，至今未艾”，但也没有仅停留在口头颂扬上，接下来话锋一转，讲到其在地理和军事上的重要性，曰：

邑介于泉、漳之间，三面距海，东南十一岛拱立于前，经制之道，防御之策，诚不可一日不讲也。至于海防则尤详焉：凡澳屿之属内港、属外洋者，朗若列眉；而水师之操练，营汛之防守，及风信、潮汐之时候，参稽博考，著之于编，以昭示后人，夫岂非安不忘危之意也耶！〔40〕

按说此事与学政无关，而王杰则有着很强的危机意识，处处留意，倍加关切。时任同安知县名叫吴镛，来自浙江钱塘，为吴嗣富的族人，莅任后热心兴办文化事业，然更重视海防建设，得到王杰的赞赏。数十年后，同安沦为海盗巢穴，巨魁蔡牵及其大批伙党皆出于此地，成为朝廷大患，也反衬出王杰的战略眼光。

王杰晚年，曾追忆在做福建学政时发生的一件事，曰：

吾督闽学，疾作，属人书折，奉至尊训诘，故不敢一日荒功。〔41〕

说的是一次他因患病较重，让一位幕友代为书写奏折，结果被皇上发现，受到责问，自此每天晨起先要练字，不敢有一日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