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宪的感愧

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乾隆帝御门听政，宣布工部尚书罗源汉年迈致仕，由刘墉补授；其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职，由王杰接任；王杰原任的吏部左侍郎，以彭元瑞调补；彭的户部右侍郎空缺，由曹文埴调补；文埴所遗兵部右侍郎，以纪昀补授；纪晓岚空出的内阁学士，以李绶补授。哈，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都差不多，腾出一个位置，便会带来一连串的升迁，皆大欢喜哦。

五月中旬，王杰接到内阁转发的上谕，即拜折谢恩：

窃臣一介寒微，材识疏浅，蒙皇上天恩拔置词垣，依光禁近，屡典校衡之任，洊登卿贰之阶，未报涓埃，日增悚惕。今复仰荷圣恩，补授今职。伏念南省为纪纲之地，秉宪有纠察之司，臣何人斯忝居重任？恭闻宠命，惊惧弥深。惟有奋勉实心，倍加敬谨，以冀仰酬高厚鸿慈于万一。〔13〕

此类谢恩折已然格式化、套路化，能于陈词套语中显现出一己之真诚，实大不易。王杰的感戴之情发自肺腑，对皇上的新委任深感责任重大，郑重表态会奋勉任事，也会懂得敬畏和谨慎。

清代的都察院，沿承明代官制，主要负责监察、弹劾朝廷各部院和各级官员，主要有两项职能：一是做天子耳目，允许风闻奏事；二是参与每年的秋决和重大案件会审。都察院有满汉左都御史各一名，从一品，共掌院务，下设经历司、十五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并设巡视五城御史和兵马司指挥，管理京师治安。从设置上说，这是一个威权、强权部院，触角无处不在，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江御史、巡仓御史、督理茶马御史等；要害部门如军机处、内务府，敏感地方如奉天、蒙古都有专门的监察御史；而祭祀、朝会、经筵、临雍、科举等，也都专派科道官纠察。都察院衙门旧址在西城的刑部街，还负责受理各地的上访呈控，是一个可以击鼓鸣冤的地方。

这一年的二月九日，也是趁皇上御门听政，礼部尚书德保面奏：河南光州民人萧万载在都察院呈控，诉武生祝万青在宗祠聚众念经，“煽惑居民”，还存有违法牌匾对联，其父萧芳告到州里，竟被知州指为诬告，掌责监禁，并不查究违法之事。乾隆帝对此类举报颇觉厌烦，指出挟嫌讦控之风不可长，“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朕岂肯为此已甚乎！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命将萧某迅速解往河南审办。征集遗书以来，各种文字狱愈演愈烈，愈演愈荒唐，弘历终于有所醒悟，传谕将此案“通谕各省督抚知之，不可长诬告刁风”。〔14〕

为等待窦光鼎来接任，王杰未能马上返京，六月六日还因收到皇上所赏明代《端石兰亭图帖》上折谢恩。窦光鼎于六月二十五日抵达杭州，王杰办理移交后即行起程，回到京师的时间应在八月初。离杭之前，汪辉祖赶来为恩师送行，谈到谒选以及对官场的失望，王杰对他说：“君子行其素位，应选则选，天欲成子，必有好上司，可勿过虑。”〔15〕行其素位，出于《礼记·中庸》，意即安于所处的地位，踏踏实实做好应做之事，不要思虑太多。王杰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也的确遇到了不少好上司，汪辉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王杰离开京师的两年多时间里，和珅已成为皇上身边最为得用之人：四十五年正月驰赴云南查办李侍尧贪腐案，四十六年四月驰赴甘肃军营办理军务，四十七年四月率同刘墉等人前往山东查办巡抚国泰贪腐案。山东的案件起于御史钱沣的参奏，称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等“贪纵营私，遇有题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请旨严办”。监察地方大员为都察院职责所在，皇上却令和珅主持查办，左都御史刘墉以及钱沣虽也同往，却是形同随员。

为什么要让户部尚书和珅带队？

应出于皇上得悉此案后的慎重思考。倒不在于弘历对国泰一向欣赏有加，而因甘肃刚发生通省贪腐的大案，接着又是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大员倒下，再出大贪案实在不像个盛世的样子。弘历并不掩饰自己的顾虑，对和珅细细交代，也在谕旨中一再表露：“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16〕；“朕实不忍似甘肃之复兴大狱，盖东省各州县被上司抑勒需索，原与甘省之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间。此朕不为已甚之心，和珅等自能遵照妥办也”〔17〕。和珅心领神会，粗粗一审，便将主犯国泰、于易简押解进京，钦赐自尽，此案快速了结。八月，有旨表彰宣力年久之内外大臣，和珅加太子太保。

国泰贪污受贿案之后，朝廷在一段时间内未再侦办大案。并非官场积习一朝廓清，而在于皇上有了话，近侍大臣也包括都察院上上下下都有了数，不再举发参奏以免圣上心烦。王杰在左都御史的位置上总共待了不到十个月，没有处理任何重要案件，就因丁忧而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