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迎驾谢恩
在服丧期间竟被超升至重要位置上，王杰颇为欣慰，而更多的却是犯难，甚至感觉压力很大，不知如何表达对皇上的感戴之情，不知如何做才算得体。他写给京邸管家的信中说：
遵旨自应俟服满来京，但尚有年余，竟尔安居，固觉不妥。若俟万寿来京，又恐滋物议。似不如赴行在谢恩之为逾也。〔24〕
谕旨中明确要他“在籍守制”，等到服丧结束再来京供职，并安排刘墉代行其职。可守丧还要有一年多时间，若真的如此照做，就显得不懂事了。思来想去，王杰决定趁皇上南巡返京之机，提前赶往山东，在运河边恭迎圣驾，当面表达谢忱。
那是一个风行进贡的时代，朝中与外地大员逢年过节要向皇上献呈贡品，以示忠诚。而随着弘历的表彰夸赞，随着和珅等人的推波助澜，贡献之风愈刮愈烈，名目繁多，成为王杰之类清正之员的一个梦魇。王杰打算前去迎驾，首先要准备一份“面贡”，在家乡无处寻觅，只能托人在京中购买，这也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杰俟事竣后驰赴德州以南行在谢恩，庶觉少安。此去似当携带贡物，或四九，或三九，已将微悃。家园无从寻觅，不得不恳求毅堂先生矣。册页挂对之类似不宜用，挂屏桌屏犹可，铜玉瓷之外，如宋板书、砚台、洋漆、雕漆等盒皆可备用，然亦不必以多为贵也。
信中提到的“毅堂先生”，考索即汤雄业。汤氏为常州大族，诗书传家，乾隆七年还出过一个探花。雄业出生于乾隆十五年，以贡生加捐知州，分发广西任职，升任云南临安府知府，历仕至广西布政使。〔25〕此人明练稳健，颇得乾隆帝欣赏：四十四年来京引见，谕曰“此人似可出息，着看”，旋署道员；五十五年陪伴安南国王阮光平晋京，再蒙召见，御批“竟可”，即擢布政使。〔26〕他与王杰是怎样结识的？此时为何逗留京城？均不得而知。王杰在其他信中也曾多次提及，显示出雄业品格高尚，二人交谊颇深。
而所谓四九、三九，乃指贡品以九件为一组，要达到三四组才说得过去。他希望能在四月之前备齐，由家人带着贡品前往德州的指定地点会合。但购置贡品需要花钱，家人到德州需要盘缠，王杰恰恰没钱，只能辗转借贷，为此不惜支付高额利息（一分二厘）。我们知道王杰为母亲治丧，早已是东挪西借了，怎么还呢？这封信中也有所透露，那就是打算卖掉在京的宅院，换一个小点儿的居住。
闰三月十九日，吴太夫人与王廷诏合葬于人和砦后茔。王杰于三日后起身，经过河南焦作的清华镇一路东行，前往迎接南巡返回的銮驾。他在另一封信中对此行略做记述：
闰月十九日先慈窀穸事竣，于二十二日即驰赴山左行在谢恩，即蒙召见，略问沿途雨水情形，即令回家终制。并奉有恩旨，俾杰不留遗憾，且免物议。所进微物，择其价之至廉者赏收四件。圣人体物之心，无微不至，感激涕零，不知何以仰酬高厚也！〔27〕
查《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四，王杰应是在德州南的石屯汛运河码头迎驾，时间则是四月十三日。对面见君王之类殊荣，他在信中记录甚简，毫无渲染，仍可读出皇上对他的关爱体贴。至于他精心（也是竭力）准备的贡品，乾隆帝仅拣了四件价值低廉的收下，其余退回。这也是弘历接收臣子贡物的基本模式，拒斥贵重，亦不求数量，在意的是那份敬爱之情。
对于王杰，乾隆帝最满意的也在于其发自深心的敬爱，那种真纯和忠诚。朱珪对这次召见也有记述，恰可作为补充：
甲辰，（王杰）即家擢兵部尚书，趋赴行在谢恩，高宗曰：“汝来甚好，君臣之情当如是。然汝儒者，朕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公感泣。时珪扈驾，相遇于行帐，叹曰：“上待公不薄哉！”〔28〕
可知皇上对王杰赶来谢恩很高兴，认为君臣之情就应该如同一家人那样。所谓“夺情”，即命服丧之臣提前回朝任职，一般要在发生战争或特别需要的情况下。这番话或也能反证弘历动过此念，复又想到王杰是一个理学家，极重孝道，还是允许他回去守制。皇恩浩荡，又体察入微，感动得王杰涕泣不已。朱珪时为扈驾的内阁学士，闻之感慨攸深，也为自己的亲家高兴。
何以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王杰曾为筹备此次“面贡”挖空心思，不惜借贷和求人，也只能是一些挂屏、砚台、漆盒之类，而皇上也知道他的境况，对所贡物件大多退还。这些未收的贡件，似不宜留待下次再贡〔29〕，只好请相关店铺打折售卖。在一封信中，王杰又提到汤雄业，曰：“毅堂相爱有同手足，但毅堂景况与我略同，所嘱售卖挂屏等物，原为伊代垫之项甚多，此中实抱不安，聊藉此所售之物少补其阙。若尽以五数见付，则垫项仍归无着，是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矣。或必以相让，留其一半，或三数，或二数皆可，此亦足感盛怀。”所言针对京中来函而发，虽不甚明悉，大体可知汤雄业颇为谦让，而王杰深感其情，兼能体察其经济上的压力，殷殷叮嘱管家多为友人考虑。
此时和珅已炙手可热，在办贡上出手阔绰，进单上动辄是“玉无量寿佛成龛”“无量寿佛七塔龛成座”“珐琅五供成分”“珐琅七珍成分”，乾隆帝基本上照单全收。这次王杰赶赴行在谢恩，和珅是必然要遇见的，也见到一些随扈的同僚，除了朱珪，还有时任军机大臣的梁国治、董诰等人。他在前信中还写了这样一件事：
日内与梁、董二公商议，年余内意欲将《御制诗四集》敬缮一部，即乞曹大人将原进三集大小比一样子。年兄在京，可以烦众年兄者以愚意恳之，可出资者不妨出资，愚亦不惜此费。家中尚有旧锦一匹可以装裱。梁公曾许先将刻就者付抄，以此作余在家年余区区之诚。可否能办？乞年兄再酌之，不必一定要办也。〔30〕
乾隆帝的《御制诗四集》，收录自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的诗作九千余首，正是由梁国治和董诰负责编纂，此时正在陆续交武英殿刊刻的过程中。王杰希望将之敬录一部，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得到二人的支持。而此事涉及甚多，原件是肯定不能拿出，梁国治答应会尽快提供已刊部分，已经是很够意思了。信中提到的曹大人，可能是户部侍郎曹文埴，也可能是右庶子曹仁虎，与王杰皆有交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可知王杰得到了一份“清单”，应即今天所说的目录，但也透露出有些复杂〔31〕。究竟后事如何？尚没见留下什么线索。所能知道的是，后来就由王杰主要承担起为皇上誊录诗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