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乾隆石经

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西苑瀛台检阅冰技之后，传谕内阁，命开设石经馆，将“十三经”全部镌刻在石碑上，列于国子监内的辟雍，谕曰：

自汉唐宋以来，皆有石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异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祀，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碑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思从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核舛讹，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着派和珅、王杰为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并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彦成随同校勘。〔9〕

此时正当廓尔喀侵入后藏、劫掠扎什伦布寺，乾隆帝调兵选将、部署讨伐之际，连日在西苑瀛台观看京营的冰技，也与此相关。怎么一下子想到要开馆刻经，而且是全文镌刻十三部儒家经典？这也正是弘历的风格，文韬武略，文治武功，在他从来都是同时并举，小小一个廓尔喀，怎会影响大皇帝的正常规划呢！

文中所提到的蒋衡，字湘帆，号江南拙叟、拙老人等，江苏金坛人，少年习书，尤精小楷，后纵游天下，博览晋唐以来各家碑帖，有感于常见错讹残缺，发奋以楷体恭抄“十三经”，历十二年始成。其间他曾遇到两次做官的机会，皆因写经放弃。乾隆二年蒋衡抄成此书，在友人资助下装订为300册50函，后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之呈献朝廷。皇上命翰林官员核校，认为实属精品，即收藏于大内的懋勤殿，忽忽半个世纪过去，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试想，“十三经”虽有刻本，但卷帙浩繁，一般读书士子根本买不起，而刻于碑上，排列于辟雍，国学生皆可随时观看诵读，同时还可以鉴赏和学习书法，岂不妙哉！

此事之创意与王杰相关。当年二月，皇上命他领衔主持纂辑《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乾隆十年后内府收藏的书画精品，以贮存处所分为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部，参加者有董诰、金士松、沈初、彭元瑞、阮元等人。应是在这一编纂过程中，王杰提出蒋衡手抄“十三经”的重要价值，建议刻石立于太学，嘉惠众学子。〔10〕乾隆帝欣然采纳，遂命开馆兴办，以王杰为总裁，却又在他前面加了个和珅。凡有名利之处，总少不了这个第一宠臣；而刻经工程浩大，经费需求甚巨，除了将蒋衡抄本与各本详加校勘、制订总体规划，还要采集和运输石料、选择刻字匠人，组织人员复核等等，有了和珅也会诸事方便。皇上极为重视，不要说四位副总裁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即以负责校勘的金士松、沈初、阮元等人，皆一时之选，也大都参加了纂辑《石渠宝笈续编》的工作。后来又增加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凤诰、祭酒汪廷珍、侍讲邵晋涵担任校勘，皆为王杰所赏识，在经学上均有深厚造诣。

石经馆开办之后，王杰很用心，其弟子门客也都跃跃欲试。可前有素喜揽权弄事的和珅，后有文采富丽且爱逞才的彭元瑞，他与副总裁董诰、刘墉等仅参阅部分文稿，并不多加过问。其间就凡例问题与老彭有些不一致，也只是将相关意见提供参酌。五十九年七月，刻经之事即将完竣，乾隆帝专发谕旨，只提和珅与彭元瑞二人，说校订厘正皆彭元瑞专司其事，恩加太子少保衔，并赏大缎二匹。三个月后石经刻成，弘历亲为题序，略曰：

此经为蒋衡手书，献于乾隆庚申者，其间不无少舛讹，爰命内翰详核，以束之懋勤殿之高阁，至于今五十有余年，亦既忘之矣。昨岁命续集《石渠宝笈》之书，司事者以此经请，乃憬然而悟曰：“有是哉？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是宜刊之石版，列于辟雍，以为千秋万世崇文重道之规。”

明确说刻经之缘起，与主持《石渠宝笈续编》的王杰相关。在结尾处，弘历又谈到儒家经典的传承，谈到对儒学的倾慕：

举辟雍以五十年，勒石经又越六载，凡所以待其时而逢其会。八十老人复得成斯大功者，何莫非赖昊天之鸿贶乎！昔著《知过论》，以为其不可已者，仍酌行之，斯之谓矣。盖凡物有其成，必有其坏，所谓石鼓、石经者皆是也。然向不云乎，经者常也，道也，天不变道亦不变。依圣人之门墙，示万世之楷则，孰谓沧桑幻化，能移我夫子不朽之道也哉？〔11〕

虽不免自我夸耀，而那份学术情怀，仍足以感人。

石刻“十三经”是一个大工程，共镌成巨碑一百八十九块，另有御制序言一块，列于辟雍的圜桥。比纂修《四库全书》虽说要简单得多，至少不存在政治问题，但各本之间的校勘考订也很不容易。石经馆之事皆由“和珅等”题奏，王杰、董诰诸人在“等”字号里，并不一一列名。而刻成之后，也是和珅提议：说士子所读经书一般为坊本，至多为明国子监本，错讹甚多，石经馆将考校修订之处逐条摘出，编为六册，拟名“考文提要”，请颁行天下，令以后在科举考试中遵行。这个幺蛾子又是和珅出的，跟着起哄架秧子的是彭元瑞，乾隆帝头脑还算清醒，意识到会给士子带来很多繁难，不予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