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试的故事

同许多身为幕僚、心系科举的读书人一样，王杰也是一面为大吏充当书记，一面准备参加乡试。而按照科场条例规定，具有相应资格的考生，必须回户籍所在的省会贡院，验明身份入场。乾隆二十四年秋，王杰请假返回西安参试，陈宏谋欣然应允，行前对他多有鼓励。《清稗类钞》有一个故事：在王杰回乡应试的前一天晚上，精通易学的陈宏谋特意为之卜了一卦，次日早晨对他说，你这次必然得中，昨晚已为你卜得佳兆，且已悉知名次之高下。王杰再三请求告知，宏谋却笑而不应，只说已写在一张便笺上，封好交某幕客保存，待考试发榜后再做验证。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王杰信心满满进入考场，三场下来感觉亦不错，而待秋闱发榜，中是中了，却是中的副榜。〔15〕

明清科场的故事多多，编捏故事诋毁害人者亦不少。这应该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却并无恶意。那一年的王杰，中的正是副榜。清代科举制度，乡试于正榜取中的举人之外，另选一定比例的试子为副榜，又名备榜、副车，不能参加会试，但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对于家庭负担很重的王杰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好仍回陈宏谋幕府。故事还说他在回馆后表示占卜不准，宏谋唤过收存字条的幕客，开封观看，是“中式副榜第八名”七字，众人啧啧叹服。至于为什么不预先告知，不加以劝阻，那也很容易解释：科场需要历练，又不愿意影响王杰的自信心。

徐珂辑录的这个故事还有续篇：次年恩科，王杰又赴乡试，请求陈宏谋再为卜算。宏谋占卜后颇有些疑惑，说一定会被正榜录取，像是中了解元（即乡试第一名），可又不太像。等到发榜，王杰列在第七，而解元为雷尔杰，姓名中也有一个“杰”字，以故混淆了老陈的通天神眼。呵呵，以差错演绎神奇，历史上的名人逸事，大都似这般生动好玩。

咸丰间张培仁《静娱亭笔记》卷六，则将王杰的乡试会试一起说：

王文端公杰未第时，馆于山西某中丞幕中，同事有王先生者，绍兴人，精于占课，幕中人敬信之，公独未之信也。秋间将归陕应试，请先生定行止，先生占毕起贺，手书一纸封固藏之，曰：“他日请验。”公必欲得之，不许，正相持间，主人至，问何事，告之故。主人曰：“如此我当代为收之。”及归，就试榜发中副车，乃至馆责先生曰：“何以诳我？”先生曰：“息壤在彼，可验也。”因向主人索观，折封有“中式副榜第八名”七字，公益奇之。庚辰秋试，又问卜于先生曰：“今科正榜无疑，但似元非元，得魁为妙。”榜发，中式第七名，是科解元则雷尔杰也。辛巳春，至京会试，甫下车，先生亦至，令占会试若何，曰：“断不可得会元，如中第十名，则大魁可必，从此前程远大，福寿无量。”公曰：“我已四十岁矣，敢妄想耶！”是年公会试，固中第十名，廷试第一，官至东阁大学士。王省厓鼎为余言之。〔16〕

作者张培仁乃道光二十七年二甲进士，为王鼎的门生，而王鼎乃王杰的同乡好友之孙，所说似有些依据。实则开头便错，隐去陈宏谋的名字，将陕西改为山西，又把王杰的年龄增加好几岁，占卜的神通也放在另一位幕友身上。如果真的出于王鼎，应不是王鼎说错，而是张氏记忆有误。

以上故事为好事者所附会，另一则记载显得较为可信，见于阎湘蕙《国朝鼎甲征信录》卷三。这是一部专门记述清朝历届三鼎甲事迹的书，介绍王杰时，说他的乡试卷答题优秀，主考官拟为解元，本房考官为宝鸡知县郭元灏，也以为极好，却提出将之改为第七。众人问他的理由，乃说出科举史上有一个小秘密：在乡试得第七名者，比解元更有可能在会试时入三鼎甲，此生文笔皆优，不妨一试。主考官同意，王杰后来也果真高中状元。

乾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的陕西乡试，监临西安贡院的都是巡抚钟音——出身满洲镶蓝旗，乃后金五大臣费扬古之裔，一门贵显，本人也得皇上倚信。钟音为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曾任国子监司业和祭酒，对兴学育才很关心，也很务实和节俭。每逢三年一届的乡试，照例要提前对贡院号舍等进行修缮，布政使会提交一份费用清单，而钟音以为本届系恩科，去年刚刚修葺一新，应减少花费。乾隆帝批复“所见甚是”，晓谕各省参照办理。乡试为地方上的大事，巡抚要监临考场，对于最后的确定录取名次，也会参与意见。

本届陕西乡试主考官为御史胡绍南，乾隆十三年进士，曾任刑部郎中，改御史；副主考为翰林编修朱佩莲，乾隆七年进士，曾担任过广西学政。王杰的排名若真像《国朝鼎甲征信录》所言，两位主考大人也都有些真性情。而值得质疑的是：阮元所作《王文端公年谱》写他于本年“乡试中式第六名举人”。如果以阮元记载为准，前面的“改为第七”又成编造之词。

是耶？非耶？实在不太重要。传播中所呈现的陈宏谋对王杰的关心，社会上对王杰的认可，那种众考官一致好评、实至名归的记述，才是更应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