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临桂学案

陈宏谋入仕后多在地方任职，“历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前后四次担任陕西巡抚，实心实政，深受官民爱戴。

什么叫实政？

举一个例子：陈宏谋第二次飞调西安，适值金川之役，主要职责在于保障赴前线大军的供应和驿路畅通。经略大臣傅恒奉旨驰赴军营，沿途要巡察各路征调部队的开进情形，以及各地驿站车辆马匹是否备足。为了不耽误赶路，他先期传令所过州县派人牵马驾车立于道旁，以便在驰过时能一望而知。陈宏谋认为如此折腾，不仅消耗人力物力，还容易引起民情骚动，在与之会面时力加劝阻，承诺陕西境内一切后勤保障由自己负责。傅恒素来信服陈宏谋，当即撤回前令。

每一次任职陕西，无论久暂，陈宏谋都对关中书院给以特别关注，深得师生敬重。孙景烈素来不喜夸赞上官，独独对宏谋称许有加，在一篇送别文中写道：

人徒知先生惠政及人，人以是戴之，而不知先生所以因时因地养之教之者，皆从实学中得其教养之术而善用之；人徒知先生能行其所学，而不知先生无时无地而不学，非徒昔学之，今行之，而遂毕其学之事。平日所行皆本于学，所学即见之行，而先生尤一视之，曰：“吾政即吾学，吾学即吾政。”以故所学日益切，日益勤，而行其学者日益熟。〔47〕

既是对陈宏谋理想人格与济世救世目标的准确概括，亦是对关学精义的精彩阐释。从古至今，都有人将读书视为博取功名利禄的途径，一旦目的达到，即将学习丢在脑后，陈宏谋则将治学与施政合二为一，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孙景烈平日也是如此教育王杰等弟子的，但毕竟没担任过重要职务，视野与历练均显得不足，只能言传而无以身教。陈宏谋身居高位，公务再忙也不废读书，甚至在巡边途中也是手不释卷，成为王杰等幕僚的榜样。而那些以儒家经典为敲门砖，一旦入仕就抛去一边之辈，则被他厌弃。陈宏谋提倡实学，就是将治学与做事结合在一起，学以致用。对于官员来说，要求以所学用之于行政管理，给治下黎民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即使对于读书士子，也要求以自身为表率，为乡梓做些有益之事。

今人常会引用一些经典名言，常又仅仅引用半句，解析亦不免偏颇。如“学而优则仕”，通常的解释是学习成绩优秀便能够做官，其实并非原意。这句话出于孔子高足卜子夏之口，全句为：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48〕

优，通“悠”，意为闲暇余裕；而仕，也与事相通。杨伯峻先生的译解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则说出仕与治学的道理是一样的，都要当事者先尽力去做好，才可以再去做别的，然后解析仕与学的辩证关系：“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所学者益广。”意即为官者继续读书学习，是为了有益于行政管理；读书后出来做官理事，则是为了验证其所学是否有用。

这并非一个深奥的道理，却难以做到毕生践行。一个官员所承受的压力、面对的诱惑，长期主政带来的自信与膨胀，加上必然产生的疲惫懈怠，在在使人陷入事务与应酬之中，无暇再拿起书本。但陈宏谋做到了，尝曰：“与人言政，辄引之于学，以为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49〕一次往宁夏巡边，终日在沙碛中奔波，而宏谋将书卷置于肩舆（一种简易轿子）之中，得空就阅读批改，返回西安后与孙景烈观看，孙深为叹服。的确就是这样，陈宏谋终生不废书卷，受益无穷，乐在其中，也以此要求儿子。他在一封家书中叮嘱嗣子钟珂：“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纵有往来酬应，稍可抽身即亲书籍。丢荒半日，必要补足，方可谓之好学。吾向年觉得外务皆可缓可缺，而每日读书功夫不可缓，亦不肯缺者，非不近人情也，心乎好之，乐此不疲耳。”〔50〕对身边人与幕友，陈宏谋也在留心观察，从中发现了安静好学的王杰。

王杰被选入督抚衙门做幕友，首先在于写得一手好字，可那时大小衙门都不乏书法人才，并非独传之秘。幕友是一个特殊群体，必然存在人情势利，存在着拉帮结伙与欺生。根据现存不多的记载，可知王杰在尹继善幕中就受过挤兑，进入陈宏谋幕府的情形要好一些，仍不免被人议论。王杰做人低调，洁身自好，督抚衙门中奏章题本、文移书札繁多，总是一丝不苟地做好。他也尽量与同事及其他衙门的幕友相处，忍痛拿出时间来接待，但一有空闲就捧起书本，并不像一般幕友那样热衷于打探和攀结。陈宏谋明于识人，当年在关中书院就对其多有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和观察，更为赏识，认为绝非凡庸之辈可比。他堪称王杰的又一个恩师，有很多关怀照顾，但更多是在道德学问上的潜移默化。后人编纂《清儒学案》，将王杰列入陈宏谋一系，也是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