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搜书与献书

四库全书馆的兴办，出于皇帝的重视督办，也与多数读书人的愿望深相契合，很快就由访书、购书、抄书，发展到献书。主动捐献善本图书的有大臣、学者，也有书商、盐商，影响更大的是江浙一些著名的藏书家。

对于朝廷的搜辑遗书，人们一开始心怀疑虑，担心遗编中存在“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是以难以推行。乾隆帝明确宣谕：即使有一些字义抵触，也是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不必畏首畏尾，“朕断不肯因访求遗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同时又警告，假若仍然怀疑畏惧，“不肯尽出所藏，将来或别露违碍之书，则是有意收存，其取戾转大”。〔19〕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很少有人再敢隐藏了。而在另一方面，乾隆帝对呈缴书籍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归还的措施，规定必须在用后发还原主。不光是要求翰林院收到各省解送图书后加盖印章，注明接受某家某书若干本，命纂修人员抓紧抄录完毕，将原书发还本人；闻知各省采书局还有一些版本重复或淘汰的，也要求及时归还原主。为防止经办人和胥吏杂役趁机窃取抵换，严令造册登记，逐一检查，一旦出现问题，先要追究督抚的失职。

据统计，各省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其中江苏四千八百零八种，浙江四千六百种，占全国进书的前两位。朱筠应是较早捐献私人藏书的学政，嘱托自己的学生、四库馆纂修程晋芳将历来购买的家藏善本呈出。担任总纂官的纪昀更是姿态积极，献呈多年收藏的珍本。一些商人尤其是盐商也开始变被动为主动，表示愿将珍藏的孤本善本献给朝廷，被皇上点过名的一些大藏书家，大都表现踊跃。

乾隆帝还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对进书较多者，隆重给予奖赏，分为奖书、题咏、记名等形式：奖书，是对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对进书超过百种者，择一善本，由皇上在卷首御笔题诗；记名，即在提要中标注藏家姓名，《四库全书提要》中所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两淮马裕家藏本”“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均属记名之例。为达到宣传激励效应，乾隆帝常命馆臣在某批呈进图书中选出一种，加紧誊录，亲笔题咏，然后发还原主，如此一来，很快引发一个献书的热潮。如“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遣子献书六百二十六种，其中多有宋元以来孤本，得到朝廷颁赐的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次年原进书籍悉数发还，在《唐阙史》《宋仁宗武经总要》卷首均有乾隆帝御题诗句。如《御题唐阙史》：

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鲍士恭家藏书处名知不足斋）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阙史》两篇传摭拾，（是书分上下两卷）晚唐遗迹见规模。彦休自号参寥子，参得寥天一也无？〔20〕

时隔数百年，仍能感觉到这位天之骄子在题咏时的那份愉悦，竟然跟一个民间藏书家开起了玩笑。而对于鲍氏父子，那可是莫大的荣宠。

浙江搜辑呈缴民间藏书的行动，王杰似乎没有参与，或者说没有积极参与，没在三宝、熊学鹏的奏折上列名，自己也没有单独上奏。他只是认真履行学政的职责，如上届一样做好巡考选拔各项，不主动去凑热闹、赶风头，所奏也是办理科试之事。皇上倒也未忘这位爱卿，赏赐“貂皮二张，手帕二方，荷包一对，内贮银锭二枚”〔21〕。